序
近些年来，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史研究兴味盎然，很多教育历史元素和课题被研究者挖掘和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清末民国教育作为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教育体制不断发生深刻转型，传统的旧教育制度走向解体，新式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体系在艰难中建立，传统教育思想被批判，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被引进和传播。在中国教育开始逐步走上艰难的现代化征程中，中华民族教育史由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史学家们以及众多教育史学研究者对清末民国教育史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清末民国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在一个文化思潮激荡，政治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实现自身历史性转变和曲折前进的历史”，对于涉及“教育规律、思潮、理论等教育学中与一定时期哲学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必须作为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课题来解决，”以求高屋建瓴地把握。本书作者以清末民国时期人文向度的教育思想立意，撷取自由教育思想主旨，从观念史的视域出发来系统考察自由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演化理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清末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丰富。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阐述清末民国时期自由教育思想形成的人文思想渊源，对形成和发展于西方的自由教育思想以大致的梳理和解析，并概括性地阐释了中国教育传统中所蕴含的自由教育思想意趣。第二部分围绕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日益强烈的现代性诉求这一历史运动主题，概述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在中国孕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对这一时期梁启超和严复的自由观念及其教育思想以专门考察，以此呈现中国近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开启的历史印记。第三部分着力揭示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自由教育思想实质，阐述了蔡元培自由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形成中的突出地位。第四部分着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大的文化事件背景下来概览中国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兴盛的思想路线，深入考察了白话文运动的自由教育意趣，并对这一时期胡适和蒋梦麟的自由教育思想以专门讨论，以突显他们在中国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发展上的特别地位。第五部分首先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现代自由教育思想走向新高度做出标志性贡献的人物——潘光旦的自由教育思想以系统探讨，进而对这一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和张君劢的教育话语及其实践中所蕴含的自由教育思想旨意以简要阐释，继而对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观察》周刊中的教育刊文所蕴含的中国现代自由教育思想旨趣以概括性考察。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自由教育思想从发生、形成到发展的人文向度实质及历史演进理路方面予以总体性阐述，进而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自由教育思想的当代超越作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思考。
对待我国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史研究，需要我们以一种反思性的思想态度，从一定的教育思想主旨与观念视域出发，来建构既具有普遍现代意义又具有民族文化品格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此深化对这一时期诸多教育思想时样的意义阐释与总体性把握。较中肯地说，清末民国时期的诸多教育思想，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个性教育、生活教育、活教育等，虽然在中国教育史学的指称上各不相同，但内在地都显现了一种具有中国化意味的人文向度的自由教育思想倾向。自由教育思想确是清末民国时期教育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文化表征，在思想旨趣和着力点上具有相对的多维性和广泛性。由于清末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急剧变化，受到来自中西不同文化领域思想影响的思想家们，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现实问题，会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出发，提出一些新颖的教育思想表达及教育变革主张。本书作者切入教育的人文价值取向，以教育思想史上不断演化的自由教育思想作为研究清末民国时期教育思想的一个议题，由此提出可能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目的论取向是清晰的。从教育变革方面来说，教育观念变革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前提，因此，对近现代中国多元教育变革主张从教育价值取向上以观念性把握是必要的。以人文向度上的观念史视域，针对清末民国时期诸多复杂的教育思想研究予以整体性内观与历史性纵览，不失为丰富教育思想史研究主题的一种积极尝试。
作者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精神，较为充分地考虑了“清末民国时期”这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的宏观历史文化背景，从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对教育思想以人文向度的阐释，发掘提取了自由教育思想的特别意蕴。正如历史学家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所指出的：“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也正如W.H.沃尔什所言：“历史学家的目的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我要提示，它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候的各种事物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成为可以理解的。”
历史阐释依赖于历史题材，追求史料的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让史料说话就必须依靠理解或阐释，这是历史研究的思想生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就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历史哲学命题。历史的意义充满了阐释性或理解性，而对于历史中的思想的阐释更是如此。人文学科研究更多倚重于理解或阐释的方法，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对历史的意义的阐释也就是对人的意义的阐释，对人性的阐释，凸显了人的精神。“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了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本书针对清末民国时期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人文思想立场与其教育话语的契合关联来进一步阐释他们教育思想中的自由教育精神实质，坚持论从史出的基本方法要求，同时从“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的文化关联立场出发，紧紧围绕清末民国时期社会思想的观念内核来阐释他们教育观中的自由教育思想实质，进而理清了近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在清末民国时期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活跃与深化发展的历史因承脉络。
面向历史文本本身，考察中国近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发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扩展我们对历史的教育思想理解，正确对待中国近现代自由教育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寻求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教育史学科研究因应教育变革诉求而不断提升理论水平与现实关怀品格的学科精神维护。中国教育思想研究需要在人物与文本研究的规范中有更进一步的突破，从人类历史变迁和文化教育史上那些更具基础性、经典性的一般观念入手，以期获得学科更充分的独立意义。说到底，人类的教育实践是在教育观念的直接指导下展开的，观念是行动最有效的先导。自由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理解及其教育实践中的一些内在观念基础，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点。很显然，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为“自由”，当然还包括围绕自由及其教育所形成的一个观念体系。所以，探讨自由教育思想演进中的观念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洞察教育变革发展的观念实质。自由教育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围绕“自由”这个核心观念，并与个体、个性、人格、社会、智性、德性、审美、理性、公民等相关观念发生相应关联，形成了特定时代整体综合的教育观念，进而对于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变革与转型产生生动的建构力。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发展来说，不失为拓展学科研究路径的一种努力。
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1941—）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写道：“一切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理由，必须是他可以提高我们的自觉，使我们能够透视地看待自己，帮助我们通过自我认知而迈向更加自由的境界。”在不断走向深刻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境遇及其价值环境日益复杂。基础教育在应试取向上的模式化，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应试取向的教育是功利性的，其教育过程是专制强控的。同时，在专业教育中，教育的职业谋划和逐利取向被特别强调，受教育者被置于预设的功利教育轨道中，教育的内在价值即实现自由人性培养的价值严重缺失。教育中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发展被桎梏，素养发展、人格完善并未引起真正重视，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并未实现其应有价值。人们希冀通过教育以获得职业准备性的知识与技能来实现对物的占有和满足，这是以人的文化精神贫困和教养缺失为代价的。人的存在性在于他的精神性，需要具有人文性的精神教育，“因为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观念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教育就是这样的精神教育。
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矛盾性社会转型图景和不断扩展的教育改革话语与实践驱动，越来越显现出人们对教育在自由人性精神培育和人的全面发展上的深度觉醒。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真正的全面的自由精神，教育过程需要自由精神，教育目的的确立需要以全面的自由价值取向为准则。警惕教育中不断扩展的工具价值对目的价值的严重压制，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上来纠偏被功利化和工具化的教育和固化的应试教育模式，这就需要自由教育思想中的人文观念指引和历史的教育经验。
今天的教育在观念和制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清末民国时期教育所发生的变化相比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现实性地审视，应试导向的教育却陷入了一定的价值错位，教育在应然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意义上的人性观念基础被漠视。所以，从教育最基本观念的秉持上来看，我们并不能确信今天的教育观念就一定完全超越了过去。一方面，在现代性工具理性膨胀背后，一些传统的教育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与现代性教育价值观念构成了新的结构性关联，如现代新儒学教育思想所展现的自由教育精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越来越深入的民国教育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在传统教育制度被逐步消解后迎来的充满清新气息的现代教育观念和制度的确立，给教育实践带来的新气象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现代自由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对于改变极端功利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当代中国素质教育的真正落实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人文价值向度上提供了历史的眼光和视野。恰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指出的：“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从此种意义上说，本书的思想立意与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胡金平
2022年5月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