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晓红在这本书里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魅力型校长的故事,一个站在潮头、制度创新的学校的故事,也是一个政府和市场力量相爱相杀的故事。这本书的读者,你,可能是一名学校的校长,一个教师,一位政策制定者,或一名家长,捧起这本书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大家都耳熟能详,我想跟你,这本书的读者,说说讲故事的人——徐晓红博士。
晓红与我同属70后,是我迄今为止最“高龄”的博士生。读博生涯,对谁都不易,更何况晓红要同时兼任全职教师、妈妈和博士生这三种全职角色,能够坚持下来我由衷佩服。读博五载,她在每个节假日和双休日跨越深港,由港铁换乘巴士来到我们的大埔校区上课。在修读完学分课程的日子里,她也会在每个月固定的日期里回来校园,将自己沉浸在查资料和写论文的纯粹研究状态。我所在的D2的一楼办公室,更是见证了她早期的困惑、泪水,还有后来一章一章推进的喜悦,直到泪水和忐忑换来近七万字的英文论文。
用七万字的篇幅去囊括一所学校由开创到发展数年的历程,去浓缩一位传奇的校长如何斡旋于家长、教师、市场、政府等多位持份者中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需要这个讲故事的人具备何等的抽丝剥茧、精妙构思、层次铺垫的功力?而这样一个研究,讲述的虽然是深圳一所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创校校长的故事,但其实它处处都折射出中国社会以及改革前沿深圳在过去十多年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变迁。正如一位论文评审专家所说,“Thestudy‘decoded’thecomplexityofsettingupandrunningaPPPschoolinShenzhen,China,andidentifiedverydifferentsetsofleadershipstrategiesadoptedbytheprincipalinjugglingmultipleaccountabilities.”“该研究‘破译’了在中国深圳建立和运营PPP学校的复杂性,显示了校长在应对多重责任时采用的不同领导策略。”。
作为深圳教育发展的局内人,同时又是旁观明德学校推进办学的局外人,更是通览国际同类基础教育改革前沿文献的研究者——她的三重身份给了她得天独厚的视角来解码明德,在时间的滚滚洪流中一字一句地记录,留下这份珍贵的资料。更令人佩服的是,在论文顺利答辩后,她将英文书稿推倒重来,再一次梳理思路,切换研究叙事的角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写就完成了这本十五万字的校长领导力专作,这是何等不吐不快的表达愿望,是何等的韧性和决心!随着《变革与挑战》一书的出版,晓红笔下记录的这位深耕基础教育改革一线的优秀校长的故事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也会让更多的人去品味、去反思,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还需要补充的是,在这几年里,我每次见到晓红,她总是衣着时尚,精致得体,从不重样,每每让我忍不住要她分享购物车。工作和学习有挑战但更要认真地生活,我想这也可能是她和她所要讲述的故事里的人——程红兵校长惺惺相惜的原因。他们都关注人,关注人对人的影响,他们都喜欢挑战,不怕挑战,或者说爱变化、爱折腾。恰如学者WarrenGBennis所说,“Leadershipisfirstbeing,thendoing.Everythingtheleaderdoesreflectswhatheorsheis.”沃伦•本尼斯(WarrenGBennis,1925—2014),美国当代杰出的组织理论、领导理论大师。“领导力首先是为人,然后是做事。领导者所做的一切都反映出了他或她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希望晓红继续带着认真生活,将认真做学问的劲头无止境地折腾下去,继续书写精彩的故事。
钱海燕
(钱海燕,香港教育大学副教授,刘銮雄慈善基金亚太领导与变革研究中心总监)
序二
欣闻《变革与挑战——基于明德实验学校创校校长程红兵的办学案例研究》一书即将付梓,作者邀我作序,遂以如下文字匆匆记录。
大教育家杜威曾云:“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
2013年,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办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打开公民办学校体制边界的新型公立学校,诞生了“社会广泛参与、多元主体治理”的基础教育体制机制变革的新型治理模式。
变革无疑会带来挑战。
本书所讲述的丰富而极具挑战性的故事,便是对明德实验学校最初六年创始办学的系统回顾。作为特区基础教育领域最具研究力的教育者和最具教育力的研究者,徐晓红博士孜孜以求、务实求真,通过对二十余位参与明德实验学校办学的关键持份者进行访谈,描述呈现了当下社会影响校长办学领导力的一番既交织又关联、既合作又掣肘的关系网络。主角虽然聚焦在国内基础教育界享有盛誉的书生校长程红兵身上,但是书中所展现的办学变革现状在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语境下又带有一定的普适性,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水平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实中,有抱负意识和变革能力的先锋校长所面对的突破实践、创新探索的多重困境。
著名网红学者沈祖芸、钱志龙都说过:“中国不能只有一种好学校。”实际上,教育变革的方向绝非是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到“重点学校”的水平,而是创造丰富的多样性——只有当学校办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教育形态呈现出了纷繁不一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时,我们才真正创造了一片适宜个体兴趣特点和专长发展的基础教育的富饶土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变革更会带来机遇。
明德实验学校持续发展、弦歌不断,学校在法人治理结构变革、课程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中国公立学校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输出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大的示范效应,被称为教育变革的“明德模式”。
明德实验学校的变革、挑战与发展,也是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深圳中心城区和首善之区的福田,多年来秉持“本真、适才、普惠”的教育理念,勇当特区教育变革的“先行者”,书写了众多省市乃至全国“第一”的“福田篇章”。其中,综合性国家级媒体平台“中国小康网”曾发布“2021中国公平教育百佳县市”榜单,福田区以9617的高分荣膺榜单第二名,客观反映了福田优质公平教育的发展水平。
愿在共和国的大地上,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都能充满“变革、挑战与发展”的力量!
郭其俊
2021年12月于深圳
(郭其俊,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副理事长,深圳市福田区教科院院长,特级教师,首批正高级教师,曾任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副局长、南京市宁海中学校长等职。)
序三一位当事人的陈述
一直在忙于筹建上海金茂学校,一直在思考自己尚未实现的关于教育、关于学校、关于课程、关于课堂的许多想法如何落地,如何有序地推进,困难重重,诸事不顺,沟通协调,焦虑,不安,后退,渐进,思考,复盘,写作,憋着嗓子,压低音量呐喊几声……一段时间以来我是在忙忙碌碌的状态下度过的,照直说,我已经把创建明德的建校过程暂时忘记了。然而……
今年6月5日,徐晓红博士给我发来微信,让我给她即将出版的《变革与挑战》一书作序,碍于情面——我向来对于熟人邀请写序是不好意思拒绝的,一直也没有时间看她的书稿,也不知道书里写了什么,就这样答应了。端午节放假,抽空一看,就勾起了我对明德那段时光的回忆……
到现在我都认为明德改革是小概率事件,大凡始于基层的某一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都是小概率事件,这个小概率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时间过去九年了,现在回头看看更加清晰,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主要是福田区的最高长官区委书记刘庆生想在基础教育上面做一点改革,腾讯创始人之一陈一丹有对教育的无限情怀,两位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人物。他们居然在明德改革这件事上发生交集,产生火花,实话实说,这也是小概率事件。这样罕见人物的交集,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催生了一个体制机制改革的全新学校,一个有很大自主办学空间的学校。2013年的我在上海已经工作了20年,时任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党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兼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个人身兼四个正处级职务,无论如何也是不多见的,居然愿意辞去这些职务,告别人脉关系比较熟悉的上海,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深圳重新打拼,这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一时段,网络上很多人炒作100万年薪,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根本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去做深层思考。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终于发生,与这个事件的主要人物的主要人生目标有着极大的关联度。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有三个:一是时任福田区区委书记刘庆生,一是腾讯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创始人陈一丹,一是明德创校校长程红兵。作为主政一方区域的最高地方长官刘庆生是事件的发起方,他深知作为地方长官主要应该关心民生事业、社会事业,以他敏锐的视角发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教育改革的可能性以及改革的具体切入口,第一笔是他落下的,这一笔至关重要。作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核心人物陈一丹,一直关心教育,心系孩子,从腾讯高管退休之后总是想着为教育事业发展推波助澜,愿意出钱、出人、出力推动教育改革,虽然在明德创校这件事上他不是起笔,但作为社会公信力极高的企业代表,他是重要的一笔。有他两人,明德事件的发生才有了可能,至于谁做创校校长都不会影响这件事的出现,即不会影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走第三条路的明德事件的发生。把学校办成什么样,课程改革具体如何实施,与第三个人有关,那就是创校校长。我为什么要去深圳?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20年的上海工作履历使我已经习惯了在上海的生活。主观上看,因为自己的许多想法留存在文字里、留存在大脑中,时不时地希望冲出来,希望找个学校落地;客观上,陈一丹先生和福田区政府的领导、教育局的领导都告诉我这是一个自主办学空间很大的学校。其时以我年过半百的人生阅历对他们的话是将信将疑,但想想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机会,豁出去了,又能怎样?于是,南下深圳办学去了……
我为什么又离开了这所学校?这又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从一般事件的发展规律来说,事情总是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合作各方总是有蜜月期、矛盾期、忍耐期、爆发期,最终分手。这都属于正常规律。君不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是长期固定不动的,更换教练是常态,甚至更换老板也不稀奇。《变革与挑战》一书对我的辞职做了一定的解读,但限于作者所掌握的信息毕竟有限,在一通翻来覆去的述说之中,数次提到了审计,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因为审计导致我的辞职。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审计只是微观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已,还有其他多种表象出现,根子不在这里。根子在于明德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实验学校原本赖以生存的福田区人民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签署的《合作办学框架协议》(被时任福田区领导、福田区教育局领导称之为“基本法”)的根本动摇。
有必要用点笔墨讲讲审计,以免读者产生误解。2013年8月31日开学,学校基本工程刚刚告一段落,学校的绝大部分教室、功能室、办公室都是空的,政府给基金会、给学校拨付了开办费,要求学校自己采购,理由是给校长空间,让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布置学校。鉴于数额较大,学校缺乏有经验的人手,作为校长的我分别向两家领导机构要求支援,福田区教育局派出一人,腾讯派出一人,帮忙采购。两个人的支援最重要的是体现两家领导单位的规范要求、规范标准,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认可了就意味着规范了,他们吃不准的再请他们请示各自的领导。学校在明德董事会、明德基金会的指导下,制定了学校的财务制度、采购制度及其流程,并通过了明德董事会、明德基金会。这期间我曾数次向董事会提出要求,请他们派出专业审计机构对学校实施年度审计,至少提了三次以上的要求之后,董事会委托普华永道进入明德进行年度审计,这后来就成了制度,每年坚持。明德董事会、明德基金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其中一次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学校的财务预算,另一次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根据普华永道的审计结果审核学校财务的决算,即审核上一年度学校经费使用情况。此外学校的薪酬体系、每一次的加薪方案全部通过明德校董会、基金会。因为福田区分管教育的副区长、福田区财政局局长、福田区教育局局长和一位副局长都在明德基金会或明德校董会担任相关的理事或董事职务,我主观上认为这样做就能保证合规合法。为什么每一年都通过了董事会派出的普华永道的专业审计,通过了明德董事会、明德基金会审议审核的明德经费使用情况,没有认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5年之后福田区审计局来审计明德就有问题了呢?在大家都是认真负责,认真审计、审核的前提下,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审计所依据的标准不一致,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明德基金会、明德校董会及其所委托的普华永道专业审计机构是依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福田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来审计、审核的,这个《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改革本身就是破除现有的公立学校的规则。换句话说,违规是必然的,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按照原有标准、原有规则来进行,就无所谓改革了。校长是区政府、董事会聘请过来搞改革的,说得极端一点就是过来突破现有规则的限制更好地办学的,作为校长就是执行区政府相关改革的指令和要求,校长就是一个执行者。然而,福田区审计局不正视这一基本前提,而是按照普通公立学校的标准来审计明德学校,然后得出明德一些地方违规的结论,这明显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我说“冤有头、债有主”,从追根溯源的角度说,其实不应该审计我们明德实验学校,应该先审计福田区政府,因为所有的“违规”都是按照福田区政府的要求来做的,而且每年都通过了专业机构及政府相关局长的审核、审计的。让学校承担什么责任?让校长背什么锅?不合逻辑,不讲道理。
徐晓红博士的《变革与挑战》记录了不少相关事实,作者也试图用田野观察研究技术与诸多相关领导管理理论来分析研究明德学校这个案例,虽然作为当事人我未必完全认同作者的分析判断,主要是因为作者所占有的信息十分有限,但总体看来她还是以学者的视角来看待学校改革,还是以学者的姿态来分析学校改革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虽然我也看到作者的不少分析存在理论先行的现象,甚至于以校长领导理论来硬套学校现实、以管理理论来规约改革实际的迹象,但我仍然以为作者采用解释主义范式,基于质性研究的视角,已经是非常尽力地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客观、更加理性、更加规范,我们不能也不必用十分理想的研究模型来要求这样一部著作。
记得徐晓红博士当初来明德采访的时候,认真做过多次访谈。有一回是从早上上班开始一刻不停地观察我一天的工作常态,做了细致的记录,确保真实、具体、完整。之后又运用相关的研究技术对访谈、观察的材料做科学的分析,这样的记录和分析为今后的学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分析和相关资料,这无论如何都是很有意义的。
祝贺徐晓红博士《变革与挑战》问世!
程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