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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序
 
刘霞的专著《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实践——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即将出版。该书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获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三年的继续研究，形成的最终成果。我作为她曾经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应她的邀请作序，一方面是向刘霞博士著作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另一方面也谈谈我对这个选题的认识。
刘霞读博士之前，曾经有一段小学语文教师的经历，后来她读了语文教学方向的教育硕士和一个学术硕士。硕士毕业后，在凤凰母语教育研究所从事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研发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使她对小学语文教材和教学有着比较多的了解，加之其硕士论文也是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文本分析，使她又具有一定的研究积累。这是她选择小学母语教科书作为分析对象的直接原因。
刘霞当时（2013年）选择小学母语教科书作为分析公民教育的抓手，没有做过多的理论思考。现在看来，以母语教科书分析中国公民教育，是明智的、正确的，也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教材是国家事权，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决定着国家的下一代学什么、信什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教材作为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旨在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好中国底色，成为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第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精神家园。母语教材能够深刻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传承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本。
她之所以选择公民教育，则与我直接有关。我当时正在从事一个“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的项目研究。我在研究中把公民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回溯了公民教育的历史发展以及公民教育的不同流派，提出了个体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等多元公民身份。我的这些探讨多是基于西方公民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她提出做中国公民教育研究后，我心里还是有点顾虑和担心。因为公民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在中国，公民是一个舶来品。中国是否有公民教育，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否认中国有公民教育这一说法。我和刘霞博士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公民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有国家就有公民，公民是国家的产物。公民教育就是培养一个国家和社会合格成员的教育。一些学者否认中国有公民教育，是因为他们以西方的公民概念看待中国，在我们看来，这种思路是不妥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思想与本国的国情、面临的历史任务、文化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有西方国家的文化，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不能把西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公民概念反套在中国公民教育上。其实，即便在西方，公民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古典公民形成于雅典时代，重视公共参与、公共服务，强调公民的美德和公共的善。近代自由公民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重视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义务是权利的派生物，为享权利而尽义务。自由公民的理念成为西方近代以来主导的公民思想，它启蒙了近代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意识，但发展到当代又导致了“公民唯私综合征”的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当代西方公民教育出现了对自由公民（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古典公民（共和主义）的回归，开始重视公民公共性的一面。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维系熟人关系的是礼仪和伦理。因此，相比于西方社会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伦理道德和公共观念。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求得民族生存和独立，因此，爱国主义、尚武精神在中国公民教育中具有突出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中国现代公民教育开启了新的一页。当代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民主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公民的价值主导。
我认为公民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个体维度，一个是公共维度。两个维度虽然相反，但却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维度使公民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公共维度使公民成为公共人。中西方公民的起点有差异，西方以个体为起点，中国以公共为起点，但到当代，西方以公共性矫正个人主义的问题，正在从“我”走向“我们”；中国以个人主体意识矫正虚假的集体观念，正在以“我们”关照“我”。可以说，当代中西方的公民教育殊途同归，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实现公民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结合，使公民成为权利和责任统一的完整公民。
在研讨中，我们认为，公民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应该反映民族国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公民教育不能简单移植西方，而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结合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公民的要求，探讨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路线。所以，刘霞博士选择以母语教科书为分析的切入点，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百年母语教科书中所体现的公民教育思想的嬗变。
本书按照“总—分—总”的逻辑，在第一章总体描述中西方公民教育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第二至五章分述了以百年母语教科书为载体的公民教育的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化（1904—1936）；公民教育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年至今）。对每一阶段的公民教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并不仅对文本做分析，而是把不同时期公民教育放到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尽可能客观陈述每个时期公民教育“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刻画了不同时期公民的形象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在对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的历史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第六章总结公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对公民教育中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基于中国伦理精神对公民教育进行了本土建构。总体来说，全书的逻辑清晰，结构安排合理，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的分析比较全面系统，较为完整地勾画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地图。
区别于西方公民的权利观，本书基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概念。作者提出伦理型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强调责任和义务，追寻个体美德，这些使个体成为一个普遍存在者，即“公之民”。基于中国伦理文化的义务论、责任论，公民教育强调公民爱国、鼓励奉献、乐于助人和社会责任等，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本书提出了中国本土的公民概念，试图建构本土的公民教育话语。尽管这一建构还是粗线条的，但它毕竟跨出了一步，努力使中国的公民教育摆脱西方的话语体系。
在中国研究公民教育，有很大的难度。不仅是因为公民教育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这一点已使很多人望而生畏，而且公民教育研究本身对研究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公民教育是关于公民的教育，它不只是运用教育学理论讲“怎么培养”，还要运用政治哲学的理论分析“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已有的公民教育研究主要是西方的视野，或介绍西方公民和公民教育的理论思潮，或者介绍西方公民教育的实践经验。即便是中国公民教育的探讨，也多是从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启示。真正中国本土的公民教育研究比较少，还比较薄弱。本书以母语教科书为分析的载体，自然又要求作者对母语教育及近代中国历史有较为透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一个融政治哲学、教育学、语文、中国近代史等多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研究的跨学科性，对作者的学术背景、知识面和理论素养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本书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分期，每个阶段公民教育的把握，公民教育发展轨迹的总结和提炼，本土话语的建构等诸多方面还不够全面，还可以进一步深挖和细耕。我也相信，这些问题会在作者以后的研究中逐步得以弥补和完善。
著作的出版，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对作者如此，对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界同人也是如此。愿我们所有的公民教育研究者能够以此为起点和契机，深入推进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研究，真正构建中国公民教育本土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和共同的目标，我愿意与大家携手前进。
 
冯建军
于牛年正月初三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

字 数：277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