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文庙书院》的理由

　　

　　不同于以往严肃的古建著作，这本书在手中会感觉更有故事。在《文庙书院》（“福建古建筑丛书”）里，专业的文物说明成了读者解惑的窗口，作家的一篇篇散文随笔则成了主角，摄影家留下的光影和缀在文后的隽永短文，则让这本书显得更为立体。

　　

　　初次翻开它，最容易捕捉到的，可能是如时光倒流般，身临数十年前，还是西桥中心小学的漳州文庙大成殿外——看着雷雨后涨满积水的石埕上，男同学们自发地拿着竹帚去赶水，却无可挽回地演变成了打水仗，最后“跌倒了成了落汤鸡还是笑嘻嘻”的样子。或是“沿着乌龙江骑着共享单车，在狭窄崎岖不平的江边土路颠簸了十几分钟”，在宽不到一米的小道上于“低矮的房屋、混凝土外墙、石板路”上穿行，偶遇“蹲在家门口吃饭的乡人们”的奇妙体验。

　　

　　书中让人难忘的，是文庙里的龙柱与雕龙陛石，它在安溪文庙里“刚猛劲健或脉脉含情”；在惠安孔庙里“质朴生动，古雅不俗”；在漳州府文庙里被在此上学的调皮的少先队员们摩挲得光滑；在仙游文庙里却又于1949年前夕被气急败坏的国民党败军营长“砰”“砰”两枪打碎了龙头……还有舞动的飞檐翘角，高耸的红墙黄瓦，那已长满青苔、外形极俏皮的石狮子，等等。总想问，那建瓯文庙里，蔚为壮观让人眼花缭乱的藻井是如何画上去的？那块神奇的“飞来碑”又是如何“飞”到此地的？上杭文庙里几经辗转历经波折的珍贵孔子像，至今是否安好？侯龙书院和萃园书院里的莲池，是否还能清澈见底，有鱼怡然自得呢？

　　

　　勾人心弦的，还有战火连天时的岁月见证。抗战时期作为厦门大学校址的长汀文庙，它让厦大在战时免于颠沛流离，使其弦歌不辍；作为省立师范学校的永安文庙，至今似乎还能听到省音专的师生们在大成殿前歌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小巧精致，美如画卷中才有的萃园书院，在抗战时期，竟是省卫生处、卫生处制药厂、卫生防疫大队的所在地，书院后山甚至还曾作为存放药品和疫苗的“冷藏库”……

　　

　　书中的林林总总，都令人回味，但更想要传递出来的，我觉得是一份情绪。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因一套书深夜造访福州的藏书家杨浚，恰是为了正谊书局（院）能够落地。哪怕后来身在西北战场，他仍时时牵挂，实是对“设正谊书局，以续闽学之续”的一份执着。清“破肚将领”蓝理，衣锦还乡留下的公馆，时光变迁，如今已成为濒临灭绝的漳州南词古乐硕果仅存的“栖息地”。祭祀明太史公林偕春的云霄云山书院与南屏书院自建成起便从未作为教育场所，院内香火不断，但却是牵起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往来的一根细细的红线。更不能不提莆田涵江孔庙与西昆孔氏家庙，至今仍绵延着孔氏一脉的后人，他们是留在民间的、延续数千年尊孔敬孔所仅存的一份念想。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福州古厝〉序》中说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而城市的文脉，对我们而言，即是身边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老物件，如街角的文庙、巷尾的书院。

　　

　　但虽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却也仅是上班路上一瞥，熟悉到一直被忽略。遗产再宝贵，若无人珍视，不知其价值、其承载的历史沧桑，便只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年久失修的危房，在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气数耗尽，被夷为平地为摩天大楼所代。

　　

　　这份情感敦促着我们把这本书推出来。不仅仅是因为文庙和书院曾是很多人的童年情景，曾是小学，是中学，是图书馆，是博物馆，是孔氏后人的祠堂。更因为，它是一份孔夫子、朱夫子和无数前辈留下的教育遗产。中华文化的延绵长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依赖于一代又一代人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洗礼。也不仅仅是这一座座文庙书院，乃至于所有历经风雨仍屹立着的古建，都承载着这样一份意义。曾仕强教授对于中国人个人身份的自我认定，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属地，即出生在哪里；更不是属人，即祖辈是哪里人，而是依于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中国人对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恰是对所沐浴的中华文化的认可。而如今，文庙书院所残存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我们谈文化自信，自己却常常说不清道不明，自信也变得无从说起了。

　　

　　本书出版的目的，一方面，是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福州古厝〉序》关于保护古建筑、古文物等地方文脉精神，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保护好中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步，为即将在福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 届世界遗产大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借这本书，能把一份情绪，哪怕是回忆童年时唤起的乡愁传递给读者，让它成为大家跨过门槛，走进古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