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的中国碎影》读后
叶隽先生的新著《汉学家的中国碎影》（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下引此书，简称为《汉学家》并标注页码）叙述了中德文化交流中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探讨了留德中国人和来华德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在中德学人交往这条明线下潜藏一条知识和思想迁移递嬗的暗线，为其提出的侨易学观念和原则增添了许多具体生动的例证。
在《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下文简称为《侨易学》并标注页码）中，叶先生提到，“侨易学”的概念来源于他“对文化交流史实证研究的理论需要”（7）。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史多年，他深感有必要构建“一种有效的观念、理论、方法”，“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方式，来考察具有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最终他融合李石曾提出的“侨学”和《易经》中“变”的概念，建构了侨易学的观念和原则，用来“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18）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具体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不同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社会结构间的重要概念的层次转换过程”（20-21）这些层面。侨易学有三条“基本原则”：其一为“二元三维，大道侨易”，即以乾坤二元与事物内部的三维（如事物发展过程的始、中、终或事物结构的上、中、下）确立理解世界和宇宙的基本思维结构模式，侨易学中的“易”，取其“交易”和“不易”之义，既有强调变化的一面，也有强调恒常的一面，重在求“易”中之“常”；其二为“观侨察变，察变寻异”，侨易学研究“由侨致易的过程”，即作为主体的人因为发生距离的变化带来的精神世界的重大变化；其三为“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也就是说，侨易学关注的重点是物质位移带来的精神质变，然后再由变化揭示其背后的恒定不变的规律。（14，20-22）要而言之，侨易学关注的焦点是人物、机构、概念、思想等社会和文化不同层面“因侨而致易”的过程，探究“物质位移”带来的“精神质变”，揭示“因侨致易”的现象、模式和规律。叶先生在《侨易学》中已有不少篇幅论及留德学人、文化下延和传统承续等侨易学关注的重要现象和问题，《汉学家》一书延续了《侨易学》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更加丰富生动的例证，其最鲜明的特征，在于从物质、人物和思想等不同层面揭示文化交流和互动中的“变”和“常”。
《汉学家》开篇即追溯了《永乐大典》的旅行史。1908年，长期供职于德国驻华使馆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拟受聘回国担任汉堡殖民学院（汉堡大学前身）首任汉学讲席教授，汉堡市议会拨款两万马克供其在中国采购中文图书，福兰阁请清朝末代探花商衍鎏（1875-1963）主持此事，眼光极高的商衍鎏为其购置了《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和《大藏经》等珍本图书。1937年，汉堡大学中文系教授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与时任北平国立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895-1965）达成一个交换协议，用中文系收藏的两卷《永乐大典》交换当时中国翻印的一些大部头著作，很快北平的书籍如约运送到汉堡，但由于北平被日本人占据，袁同礼提出将《永乐大典》暂留在汉堡。二战结束后，颜复礼因为与纳粹的关系遭汉堡大学解聘。1949年后，袁同礼移居美国，希望汉堡大学将这两卷《永乐大典》送往他供职的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此时在汉堡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是福兰阁之子，也是颜复礼的弟子，他如约将这两卷《永乐大典》运往美国，交付袁同礼。袁同礼去世后，这两卷《永乐大典》又辗转从华盛顿运到台北，其命运也就此尘埃落定。（1-25）叶先生为我们勾勒出两卷本《永乐大典》从北京到汉堡到华盛顿再到台北的旅行路线，分析了参与到典籍旅行过程中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前后三任讲席教授福兰阁、颜复礼和傅吾康的学术兴趣的差异，同时指出牵涉到这两卷典籍命运播迁的中国学人商衍鎏、袁同礼的人生际遇的沉浮，反映了典籍旅行背后的世事变迁、知识传递和人文关怀，揭示了物质位移背后蕴含着的精神质变。《永乐大典》作为“不易”的物质本身虽然不会说话，但异时异地的典籍流传到今时今地，其中却承载了大量信息可供我们发掘、比对、解读和澄清。叶先生从两卷《永乐大典》播迁的命运里看到了汉堡大学三位汉学家学术兴趣的差异和中国传统学者学术眼光的恒定，可谓善于发掘典籍背后的故事。
《汉学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提供了很多例证，说明中德学人间的交往带来的知识传递和学术传承，其中有几对父子、师生的关系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德国汉学和中国日耳曼学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中，德国汉学家和中国留德学者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国专业汉学的建立以汉堡殖民学院1909年首次设立汉学教授讲席为标志，当时受邀担任汉学教授的是长期在华担任外交官的福兰阁。1912年，经卫礼贤推荐，商衍鎏受聘汉堡大学东亚系汉文教师，成为福兰阁的得力助手，其子承祖、侄承谦得以随行前往德国中学就读。1916年合约期满，商衍鎏携子侄归国。（5-7）其时掌舵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正在筹建德文学科，北大也因此成为中国大学设置德文学科的滥觞。1918年，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大增设德国文学门，1919年废门改系，1922年蔡元培致信杨丙辰，请他担任德文系教授会主任。杨丙辰早年在青岛礼贤书院求学时曾是卫礼贤的学生，后来获河南省官费赴德留学，1913年起在柏林大学注册学习法律，直到一战结束均在德国留学，回国后即受蔡元培之聘担任北大德文系教授。1923年，蔡元培重组北大德文系，杨丙辰担任系主任，和蔡关系颇为密切的卫礼贤受聘担任德文系教授。（60-64）商承祖随父回国后，很快成为北大德文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杨丙辰、卫礼贤都是他的老师。（58，92）1924年，商承祖大学毕业，任教于东南大学，1928年转往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就在这一年，他接受蔡元培的委派，陪同1927年来华的颜复礼前往广西凌云县调查当地的瑶族文化。（91-92）1931年，商承祖再度赴德留学并于1934年获汉堡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指导老师即包括时为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的颜复礼。这期间，商承祖还在汉堡大学担任汉语讲师，（14）他教过的学生里就有福兰阁之子、后来也成为汉学家的傅吾康。（58）傅吾康1937年来到北京后，接任卫礼贤之子卫德明担任中德学会的德方干事。中德学会（1931-1951）采用的是“中德二元互补”的制度，即中、德双方各推举干事一名，最早的中方干事为杨丙辰，德方干事是卫德明。傅吾康担任德方干事后，与同为中方干事的杨丙辰关系不睦，导致杨去职，后由顾华接任。（99-103）傅吾康在中国期间，曾在重庆和当年在汉堡教过他汉语的商承祖重逢过。（58）
从这些粗线条的勾勒中，我们即可看出德国汉学家和中国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和中国日耳曼学创制和成长过程中盘根错节、交互影响的关系，涉足其中的如福兰阁、傅吾康父子，商衍鎏、商承祖父子、卫礼贤、卫德明父子，以及卫礼贤与杨丙辰、商承祖，颜复礼与商承祖，商承祖与傅吾康之间的师生关系，反映出在汉学和日耳曼学的发展中，家庭影响、师生传承、知识迁移的作用不可小觑。如将更大范围的学人交游考虑进来，那么德国汉学界和中国日耳曼学界1949年前的知名学者几乎都可被编织进这张人际关系的网络中，他们之间或多或少均存在联系或交集，这中间不断变动的人物关系和始终不变的对交往的热情、对知识传递和吸收的追求、对真理的求索，为侨易学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汉学家》提到卫礼贤在北大任教时，开设了“德国大思想家之人生观及宇宙观”、“德文修辞学及文体学”、“德国近世文学概论”、“德文诗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体现出卫礼贤深厚的德国文学修养。（36）冯至在1921年入读北大预科，1923年正式进入德文系学习，因卫礼贤恰于此时回国，他没有机会上卫礼贤的课，但还是与卫礼贤有过合作。当时《小说月报》请卫礼贤撰写一篇《歌德与中国文化》，冯至受托将文中所引的歌德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译成中文。（38-39）冯至对歌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在西南联大时他分别于1943年讲演《<浮士德>里的魔》、1944年讲演《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1945年讲演《歌德与人的教育》。1948年，冯至开始主导北大德文学科的重建事宜，他对歌德的学术兴趣也影响到北大德文系专业课程的开设，其时受邀去北大任教的傅吾康就为准备课程不断重温《浮士德》。（52-53）从叶先生的叙述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歌德及其作品从德文语境进入中文语境的“侨易”过程。近年来，概念史研究在中国渐成显学，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查考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5页）中西文化交流中涉及的很多重要概念如“封建”、“文明”、“文化”、“民族”、“经济”，其源流、移植和嬗变的过程都得到详细的梳理和精审的辨析。（参考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4页；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概念和词语的跨语际迁移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表征，它自然也会成为侨易学的重要考察对象，我想，这也是侨易学理论和实践向深处拓展的一个方向。
《永乐大典》的辗转流传，商衍鎏父子与福兰阁父子的隔代交谊，歌德及其著作从德国到中国的早期媒介，这些案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物质位移”带来的“精神质变”。无论是作为“器”的典籍，作为“度”的制度，还是作为“道”的思想和文化，经历世易时移，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在种种改易和变迁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不变的道理，这就是侨易学探求的“变”与“常”的关系。叶隽先生在《侨易学》中援引过一段话：“大抵古代典籍，必包含二种元素：一属当时者，变灭者，以其所出生之时代国土之理念为限；一属永恒者，不变者，放诸古今内外而皆准。夫古人之心，今人之心也；今人之智识非古人之智识，此随时代而变迁者也。凡古代学术之思想，其形式，组织，体系，其玄学与智识上之型模，微妙精确之术语，必随时代而变；声光势用，久必浸衰，无当时之力；名相或为新兴者所代，而附以增益修改之义……其为永恒之价值者，乃其广大弥纶之真理，以超乎智识之眼光所可见，知，证，悟，且可生活于其中者也。”（26-27）典籍可以漂泊旅行，个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思想和观念也可以跨越文化的藩篱在异地生根、发芽并成长，但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变的质素，称之为“道”也好，“和”也罢，或称之为“人性”（human nature）、“常识”（common sense）、“文化共性”（cultural universals），“永恒真理”（eternal truth）等均可。无论怎样，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恒常之维，中国的敦煌文书才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保存并供全世界学者研究，德国的艾锷风（Gustaue Ecke, 1896-1971）才能在中国的清华大学里指导季羡林撰写有关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毕业论文，英国披头士（Beatles）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1943-2001）才能在《易经》的影响下即兴创作流行歌曲，也许这些才是侨易学研究里最迷人、最动人，也最令人神往的画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