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淡雅的水仙花——我与闽教社黄旭的情缘

龙平平  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秘书长、第三编研部主任。
 
        差不多将近20年了，每个春节前，我们毛家湾的许多办公室里都会有一盆盛开的水仙花，整个楼道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这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给我们的福利，是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永远也割不断的一份珍贵的情谊。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虽然一辈子坐冷板凳研究党史文献，却疏于笔耕，著述不多。但在我不多的著作中，有四本书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其中一本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本获得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这份荣誉，对我和出版社，都是一份非常难得的骄傲与光荣。
 
       上世纪90年代，是人人都想干事情的时代。如日中天的改革开放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红利。心情舒畅的人们，憋着一股劲，要用自己辛勤劳动，创造新的生活，回报那个千载难逢的安定和自由的时代。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旭就是这样一个想做事情又懂得回报的人。
 
       那时候，教育社垄断教材出版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原本端着金饭碗富得流油的教育出版社被迫走向市场寻找新的定位。这就给了想做事情的人一个机遇，也撮合了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一份情缘。
 
       1997年是个大年份，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召开，这些大事件是出版界关注的重点选题。其时，中央决定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电影，抽调我当编剧，住在北太平庄的远望楼宾馆。远望楼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很近，我的两个朋友王卫国（后任全国妇联宣传部长）、田慧生（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经常来找我聊天，经他俩介绍，我结识了前来北京组稿和策划选题的黄旭。黄旭当时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他与我年龄、经历都相仿，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怀有朴素的感恩之情。我们俩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朋友。没多久他就正式向我约稿，希望我能给他们出版社写一本宣传研究邓小平的专著。起初我很纠结，一是当时研究邓小平的书籍很少，要求很高，我能不能胜任，没有自信；二是我工作上任务很重，压力很大，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这样一本高品位的书籍，没有把握；三是这种政治书籍交给一个边远省的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否合适？心里没底。
 
       黄旭显然是认真地做了功课的。他拿出一大摞复印的文章对我说：我搜集和拜读了这些年来你在报刊杂志发表的一些研究邓小平的文章，发现你写的理论文章中带着浓厚的个人感情，这种对邓小平的崇敬和感恩之情是学人中普遍存在的感情，因而即便是理论文章，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鼓动性。只要用一个合理的结构把这些文章串联起来，做适当的补充和加工，就是一本很好的专著，一定会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他鼓动我说，做这本书对你并不难，但对我们出版社却很重要。我们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决定把这本书作为出版社开拓新领域的一个重要开端。我们一定认真地做好，恳请你给予支持。我被他们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那些文章的，这要花费多大的功夫？我以前出版过不少主编的书籍，还从未碰到过像这样热心为作者服务的出版社。由是，我二话没说，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大概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完成了共14章35万字的书稿《邓小平与他的事业》。送审很顺利，只是有人对引言中的一句话“我与邓小平有缘”提出疑问，认为这样说会让读者产生歧义，以为作者和邓小平有特殊的关系。黄旭来找我商量要不要删去或修改，我解释说：“我与邓小平有缘”中的“我”，不光是作者一个人，而是“我们”，这个“我们”是全中国所有的人，包括对这句话提出质疑的那个人。邓小平是改变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人。
 
       无论什么人，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改变你生活的重要事情，一定与邓小平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你遇到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与邓小平有缘，都应该感谢邓小平。为此，我们还现场做了实验。找几个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朋友分析他们各自的重要经历，结果每件事情都确实与邓小平有关。后来，我还在很多场合做过这样的检验，没有一次失败。
 
       《邓小平与他的事业》出版时适逢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引起了广泛地关注，第一次就印了2万多册，还专门印了精装本。《光明日报》组织召开了出版座谈会，并用一个版面刊登了石仲泉、伍杰等专家的发言，对宣传邓小平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本书被评为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和华东地区优秀图书奖。
 
       《邓小平与他的事业》为我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开了个好头。接着又出版了《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备忘录》和《走进小康—十五大以来的中国》。这期间，黄旭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多次来京或请我去福建，研讨和论证编写出版一套《邓小平理论》学生读本项目。经过周密论证和精心准备，在福建省教委和出版社的组织、指导下，终于完成了我主持编写的《邓小平理论》小学版（上下册）、初中版（上下册）和高中版一册共五本。这套学生读本作为辅助教材在福建省大中小学校试用了3年，这在全国是鲜见的事情，对于帮助大中小学生了解和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这套丛书中的初中读本被破格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种荣誉是中学辅助教材中从未有过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反映了福建教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眼界、能力和素质。我一直为能结识这样的朋友感到荣幸和自豪。
 
       最近十多年，因为一直忙于上级交办的一些大项目，实在腾不出时间写书了，多次辜负了黄旭社长的美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终身的情谊。每年春节，当淡雅的水仙花香弥漫在毛家湾楼道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在福建的朋友，默默地祝福福建教育出版社兴旺发达，祝福远方的朋友们岁月静好，快乐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