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川：福地闽教社
发布日期：2018-12-12 09:59:24
来源：福建教育出版社
周川 ，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兼任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院校研究会副理事长，为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985年我考入厦大高教所读研，入学甫定，所里就给每位研究生发了导师潘懋元先生主编的新著《高等教育学》。上下两册，份量十足，让我好奇的是，绿色封面上赫然并列印着两个出版社的名字：人民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闽教社“很了不起”，而且离我也很近。
毕业后我回到苏州大学任教，因缘际遇认识了黄旭兄，开始了我们亦师亦友的学术交往。不久，他也研究生毕业，回老家福州是肯定的，可供选择的单位却很多，好像有党政机关，也有高校，还有就是出版社。选择多了，就有鱼与熊掌的难舍，看得出来他当时也确实挺费踌躇的。但是，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闽教社。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后来当了总编辑、社长，而是因为出版这一行真的适合他。
大约在1990年前后，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我与几位高校校长有过一些接触，作为高等教育学领域的一个学术“青椒”，我感觉自己似乎有必要给这些校长们提供一点可资参照的读物，同时也给同行们提供一点基本的资料。顺着这个念头，很自然地就在头脑中浮现出中国近代许多著名大学校长的形象，那是一个何等奇特的群体！我把这个朦朦胧胧的想法跟黄旭透露了，谁知这位出版“青椒”立马就当了真（也可以说是一位出版人的职业敏感），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跟出版社领导说了这个选题并且很快得到了首肯。随即，我们迅速进入研究工作状态，先是确定了五十位著名大学校长人选，呼朋唤友地搭编写班子，然后就动手动脚四处收集文献资料。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一书于1994年春终于在闽教社出版。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出于对后学的关爱，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想来题词原件应该还保留在出版社）。这就是我第一次与闽教社成功而愉快的合作。
新世纪之初，我所在的学科跻身省“重点”。“重点”就是压力，逼得我们自己不得不“自重”一点，学科同仁也一致认为有必要做一二项比较长线的、有“重量”的研究，以此来体现“重点”之“重”。大家思来想去，觉得比较可行、比较讨巧的办法还是沿着《百年之功》的路继续朝前走，于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的选题就这样定了下来。动手之前，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事有多难，倒是觉得挺好玩，孰料真正动手之后，其难度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一点都不好玩。尤其是在最初的五六年里，网络技术还不发达，查找文献资料主要还是靠动手动脚，跑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用手抄。虽叫苦不迭，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就这样搞了大约七八年才陆续拿出了初稿，然后又一遍遍地增删条目，修改统稿，直到2010年才初步像个样子。此间参与者吃了多少苦头，不是编写者本人很难体会，这再次印证了那句出版界的名言：“如果你想要惩罚那个人，就让他去编词典。”编写工作接近尾声之时，我先后与几家出版社有联系，但是，最终还是黄旭（当时他已任社长）的一句话，结束了我心猿意马的状态，遂决计将这部花了功夫、吃了苦头的辞典交给闽教社。黄旭说：“出版中国教育史、教育文化遗产的著作，是我社的特色，你不给我出还能给谁出？！”2011年3月初，当我把定稿的U盘交到教育理论编辑室成知辛主任手上时，心中确实还有几分忐忑。但是，当2012年春节刚过，新出厂的《人物辞典》寄到我手上时，我的所有焦虑全都烟消云散，不禁由衷地庆幸：交给闽教社出，对了！这部收入“人物”三千多个、共计120万字的辞典不仅编辑精心、装帧精美，连原稿体例上的一些问题，编辑们都一一挑出来予以纠正了。几乎就在初版寄到手的同时，我们就开始了对辞典的修订，订正了原来的一些讹误，核对了许多史实，还新增了近百位“人物”。2018年10月，《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增订版）出版。从这部增订版的诸多细节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闽教社编辑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和辛劳。
不仅是我本人得益于闽教社，现在我的学生也受益于闽教社，他们的许多处女作都是在闽教社面世的。可能是参与《百年之功》和《人物辞典》的缘故，我指导的多位研究生都逐渐定向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并从中确定自己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学领域，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相对偏冷的方向，研究的人数比较少，研究的周期比较长，成果的读者面也很小，因此，许多年轻学者不愿意坐这个冷板凳，不少刊物和出版社也不愿意出这方面的成果，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闽教社却独具慧眼，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大力扶持这个偏冷方向相关学术成果的出版，以至于在我的许多学生眼里，闽教社已然是他们的“福地”。近年来，我学生的博士论文已在闽教社出版的计有，黄启兵《中国高校设置变迁的制度分析》，张正峰《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洪芳《<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肖卫兵《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角色分析》，夏骏《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崔恒秀《民国教育部与高校关系之研究》，谢竹艳《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张立娟的博士论文研究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的大学教育思想，联系多家出版社均无果，最后还是闽教社援之以手，使得这部名为《走出平庸，臻于卓越：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思想及其实践》的著作在两年前终于付梓。
早在1921年春，商务印书馆想把胡适从北大挖过去，胡适当时还真动了心，因为胡适坚信：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样的大学都更重要。可见在胡适这样的高人心目中，一个出版社的作用绝不亚于一所大学。好的出版社不仅能出好书助益于培养学生，还能培养作者和学者。我和我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能够得益于闽教社，因有闽教社的助益而成长，幸甚！
1985年我考入厦大高教所读研，入学甫定，所里就给每位研究生发了导师潘懋元先生主编的新著《高等教育学》。上下两册，份量十足，让我好奇的是，绿色封面上赫然并列印着两个出版社的名字：人民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闽教社“很了不起”，而且离我也很近。
毕业后我回到苏州大学任教，因缘际遇认识了黄旭兄，开始了我们亦师亦友的学术交往。不久，他也研究生毕业，回老家福州是肯定的，可供选择的单位却很多，好像有党政机关，也有高校，还有就是出版社。选择多了，就有鱼与熊掌的难舍，看得出来他当时也确实挺费踌躇的。但是，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闽教社。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后来当了总编辑、社长，而是因为出版这一行真的适合他。
大约在1990年前后，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我与几位高校校长有过一些接触，作为高等教育学领域的一个学术“青椒”，我感觉自己似乎有必要给这些校长们提供一点可资参照的读物，同时也给同行们提供一点基本的资料。顺着这个念头，很自然地就在头脑中浮现出中国近代许多著名大学校长的形象，那是一个何等奇特的群体！我把这个朦朦胧胧的想法跟黄旭透露了，谁知这位出版“青椒”立马就当了真（也可以说是一位出版人的职业敏感），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跟出版社领导说了这个选题并且很快得到了首肯。随即，我们迅速进入研究工作状态，先是确定了五十位著名大学校长人选，呼朋唤友地搭编写班子，然后就动手动脚四处收集文献资料。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一书于1994年春终于在闽教社出版。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出于对后学的关爱，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想来题词原件应该还保留在出版社）。这就是我第一次与闽教社成功而愉快的合作。
新世纪之初，我所在的学科跻身省“重点”。“重点”就是压力，逼得我们自己不得不“自重”一点，学科同仁也一致认为有必要做一二项比较长线的、有“重量”的研究，以此来体现“重点”之“重”。大家思来想去，觉得比较可行、比较讨巧的办法还是沿着《百年之功》的路继续朝前走，于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的选题就这样定了下来。动手之前，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事有多难，倒是觉得挺好玩，孰料真正动手之后，其难度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一点都不好玩。尤其是在最初的五六年里，网络技术还不发达，查找文献资料主要还是靠动手动脚，跑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用手抄。虽叫苦不迭，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就这样搞了大约七八年才陆续拿出了初稿，然后又一遍遍地增删条目，修改统稿，直到2010年才初步像个样子。此间参与者吃了多少苦头，不是编写者本人很难体会，这再次印证了那句出版界的名言：“如果你想要惩罚那个人，就让他去编词典。”编写工作接近尾声之时，我先后与几家出版社有联系，但是，最终还是黄旭（当时他已任社长）的一句话，结束了我心猿意马的状态，遂决计将这部花了功夫、吃了苦头的辞典交给闽教社。黄旭说：“出版中国教育史、教育文化遗产的著作，是我社的特色，你不给我出还能给谁出？！”2011年3月初，当我把定稿的U盘交到教育理论编辑室成知辛主任手上时，心中确实还有几分忐忑。但是，当2012年春节刚过，新出厂的《人物辞典》寄到我手上时，我的所有焦虑全都烟消云散，不禁由衷地庆幸：交给闽教社出，对了！这部收入“人物”三千多个、共计120万字的辞典不仅编辑精心、装帧精美，连原稿体例上的一些问题，编辑们都一一挑出来予以纠正了。几乎就在初版寄到手的同时，我们就开始了对辞典的修订，订正了原来的一些讹误，核对了许多史实，还新增了近百位“人物”。2018年10月，《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增订版）出版。从这部增订版的诸多细节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闽教社编辑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和辛劳。
不仅是我本人得益于闽教社，现在我的学生也受益于闽教社，他们的许多处女作都是在闽教社面世的。可能是参与《百年之功》和《人物辞典》的缘故，我指导的多位研究生都逐渐定向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并从中确定自己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学领域，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相对偏冷的方向，研究的人数比较少，研究的周期比较长，成果的读者面也很小，因此，许多年轻学者不愿意坐这个冷板凳，不少刊物和出版社也不愿意出这方面的成果，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闽教社却独具慧眼，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大力扶持这个偏冷方向相关学术成果的出版，以至于在我的许多学生眼里，闽教社已然是他们的“福地”。近年来，我学生的博士论文已在闽教社出版的计有，黄启兵《中国高校设置变迁的制度分析》，张正峰《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洪芳《<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肖卫兵《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角色分析》，夏骏《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崔恒秀《民国教育部与高校关系之研究》，谢竹艳《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张立娟的博士论文研究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的大学教育思想，联系多家出版社均无果，最后还是闽教社援之以手，使得这部名为《走出平庸，臻于卓越：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思想及其实践》的著作在两年前终于付梓。
早在1921年春，商务印书馆想把胡适从北大挖过去，胡适当时还真动了心，因为胡适坚信：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样的大学都更重要。可见在胡适这样的高人心目中，一个出版社的作用绝不亚于一所大学。好的出版社不仅能出好书助益于培养学生，还能培养作者和学者。我和我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能够得益于闽教社，因有闽教社的助益而成长，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