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感谢与祝福

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想起孔子所云的“君子喻于义”那句话，觉得颇为亲切，那其实是对于有功德的人的礼赞吧。我们一生如果遇到这样的君子，当是幸事。所留下的记忆的点点滴滴，都弥足珍贵。我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就曾遇到许多这类君子式的人物。那些无私、可爱的人的存在，给了我诸多美好的暖意。

　　那是许多年前了，我在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的时候，恰逢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比如《鲁迅研究月刊》的费用，国家给的不足，只好自己想些办法。这时候有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福建教育出版社黄旭先生，我们一见如故，互动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见面不久，他和班子成员开会，决定资助我们的杂志，还开始了许多合作的项目，我们的业务工作也因之活跃起来。

　　黄旭先生南人北相，身上带着豪气和热力。他是个好的出版人，知道什么是自己要做的工作。一些图书的策划，以学术为本，思路是逆时风而动的，留下了一些值得珍藏的图书。他与鲁迅博物馆的合作，考虑的是五四传统的承传的问题。在他眼里，博物馆里沉睡的资料，一旦激活起来，便可形成无形的力量。他觉得流行的东西往往速朽，倒是经典的存在可以反复阅读。尤其鲁迅藏品的整理出版，对于国人是重要的。在黄旭眼中，百年文化遗产里，鲁迅价值最大，但这些富矿开采得不够。从资料建设到思想总结，都有很大的空间。那时候有这样眼光的出版人，真的不多。

　　记得他每次来京，都匆匆忙忙，我们见面的时候，所谈甚欢。言及出版业时，他颇有激情，对于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料的关注，使其萌生了许多出版冲动。许多京城人都成了他朋友，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陈漱渝、韦力、肖振鸣、黄乔生、张杰、周楠本等都和他有过交往，聚会的时候一些话题，至今还记得一二。因了黄旭的到来，博物馆多了笑声。

　　我们那时候合作了许多丛书。由肖振鸣出面与他沟通，先后推出鲁迅研究丛书、随笔丛书，还有《鲁迅译文全集》和《近现代名人书信手稿》等。许多图书质量甚佳。那套《鲁迅著作手稿全集》，就有古风，自从1981年文物出版社推出鲁迅手稿全集后，再无此类图书。我们看到印制精良的手稿集，似乎听到鲁迅的心跳。对于闽教社，真的心存感激。而《鲁迅译文全集》是填补空白之作，许多年来，读者看不到鲁迅的译作，只是从创作的作品里体味他的世界。但《鲁迅译文全集》的价值在于，把先前遗漏的作品尽量收集到书中，印证了“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的论断。那时候鲁迅研究室同人潜心工作，注释与校对都颇用心，黄旭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成了我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美好的记忆之一。

　　我和黄旭都是《鲁迅研究月刊》的主编，他虽然不太过问学术活动和论文的写作，但由于他的鼎力协助，使刊物的质量有所提高。学术前沿里的东西，牵连着时代的神经，他追踪那些思想的闪光，不顾一些偏见的干扰，将有见解的著作推出，学界便有了有趣的声音。福建教育出版社也成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后援单位。

　　这是个值得总结的现象。80年代始，有几家教育出版社对于文化复兴做了许多工作，可谓功莫大焉。河北教育社、辽宁教育社、大象出版社和福建教育社给我的印象尤甚。这是一种文化承担，它们的出版影响了文化研究的路向。我自己受益于这些有趣的出版社，对于那些默默奉献的人心存感激。文化建设是与出版人的劳作关系很深的。我们现在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不该忘记的还有那些可爱的出版人。

　　前几天黄旭来信说，出版社60周年了，要有一个纪念的活动。一时想起往事，无数时光的碎片便晃在眼前。曾有的结缘，乃温情里的造化，我们因之得到了沉甸甸的果实。丰收的时候，总不能忘记那些耕耘的人们，哪怕是一点点劳绩，也该深记于心。我一向觉得，闽人多有创造性和吃苦精神，在困难的时期，常常是风气的引领者。以过去的历史看未来，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们，当能创造更好的佳绩。

孙郁　　
201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