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宣传较少的杰出闽籍学人。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即使文名已有定论，但意外早逝还是让他的名气打了折扣。本书展示了他的创作多样性，同时还有他的才华多样性。

　　本书系现代文学大家郑振铎先生的作品选集。由于郑振铎的知名度，他已行世的最具代表的研究性作品集子不少，本书另辟蹊径，特别选取了他的历史和神话小说，内空来自他的《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两本小说集，仅删去了前者中《神的灭亡》一篇。书中的六篇小说以古讽今，都是在讲故事的同时讽刺、抨击当年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影射当年外敌当前、外侮突至情形下国人的各种言行的，其中既有形象伟岸的爱国者，也有继续蝇营狗苟的当朝小人。本书非常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笔名西谛、郭源新等。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五四之后以鲁迅为主帅的进步文化界的一位全才式学者。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研究中国文学史。

　　编者：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郑振铎小传(陈福康)

　　第一辑希腊神话小说《取火者的逮捕》

　　新序

　　取火者的逮捕

　　亚凯诺的诱惑

　　埃娥

　　第二辑中国历史小说《桂公塘》

　　桂公塘

　　黄公俊之最后

　　毁灭

　　去年早春，有幸与福建教育出版社孙副社长在一次聚会上相遇。他告诉我，他们正在策划编选《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八闽名家读本系列》，第一辑中拟有《郑振铎读本》一种。他知道我一直在研究郑振铎，就热情地要我来编这本书。我想，郑先生正是福建籍文学家、思想家中的杰出人物，编一本这样的书很有必要，当然乐于接受此一任务。

　　不过我又想到，“福建思想文化大系”，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课题，绝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即可完成。即其中的“名家读本系列”，也可以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工程。例如，郑先生著作浩瀚，涉及学术、文艺范围非常之广，应该怎么来编呢?孙副社长告诉我，他们先做一部小丛书，第一辑拟选取十位具有深远影响的近代以来的闽籍名家，对他们的生平要事、学说作品加以导读，以简要的形式提供给大众读者，以后再继续不断地做下去。特别锁定的读者对象，是初中以上水平的青少年学生。这样我就明白了，这是一个从基础和底层做起的普及性的工作，目标远大，但脚踏实地。

　　于是我就想，当代青少年最喜欢看的，大概还是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而郑先生的小说创作，在以前某些评论者的口头，似乎是水平不高的。(其实说那种话的人，往往并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或者是读了却没有真正看懂。)当然，郑先生一生文字工作中，最强项的或者最有建树和价值的，似乎确实并非小说创作，但他的小说也是非常好看的。所以我编选的这个读本与其他行世的郑振铎选集不大一样，没有收入那些出名的研究性作品和散文，而选择了最具阅读性的小说。现在就请当代青少年读者们来读一读，品一品吧。

　　郑先生的小说数量也并不少，考虑到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我就专门选了他的历史、神话小说。郑先生生前曾出过《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两本小说集。不料两本加在一起，就已超出了出版社规定的字数。于是就删去《取火者的逮捕》的旧序，仅保留后来写的新序，

　　并只得再将《取火者的逮捕》的最后一篇《神的灭亡》也割爱了。好在郑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本来是不必再写第四篇的《神的灭亡》了;那必然的结局，已不止一次的在前面的三篇里提到。”郑先生的这六篇小说，都是在讲故事的同时讽刺、抨击当年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的。请各位仔细体会。

　　¯ 郑振铎小传 陈福康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笔名西谛、郭源新等。他是20世纪中国文史大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主帅的进步文化界一位全才式大将。

　　他于1917年到北京，进铁路管理学校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主编《新社会》旬刊。不久该刊被北洋军阀查禁。他又主编过《人道》《新批评》等进步刊物及报纸副刊。1920年末，以他为核心，和沈雁冰、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1921年赴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创办最早的儿童文学周刊《儿童世界》，并主编著名的《文学旬刊》(后改为周刊)、大型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等，还主编过《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起，主编《小说月报》九年之久。还曾在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任教。

　　1925年“五卅”运动中，创办主编爱国的《公理日报》。被选为商务印书馆工会代表，参加了实际斗争。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郑振铎公开领衔发表抗议信。随后被迫出国避难，在欧洲游学一年。1931年去北平工作，任燕京大学及清华大学教授。四年中，发起和主编了著名的《文学》月刊及《文学季刊》，出版了著名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并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和《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小说。1934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同时，为生活书店主编著名的“世界文库”。这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帝反法西斯活动和左翼革命文艺运动。

　　1937年，他参加发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成为日军包围的“孤岛”后，他与胡愈之等组织“复社”，编印《鲁迅全集》及其他进步书籍，还在共产党主办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上课。更秘密联合几位沪上爱国老学者，舍生忘死地为国家暗中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善本古籍。还编著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等。上海“孤岛”沦陷后，他因要保护那批珍贵古籍，不及撤离，便隐姓埋名潜伏了四年。

　　抗战胜利后，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和内战，曾在共产党支持下主编《民主》周刊，并参与领导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他联系，后安排他于1949年2月秘密赴香港，再转到初解放的北京，参与新中国开国筹备中有关文化方面的工作。4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月，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文教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两个所的所长。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辛勤工作，不仅经常在国内奔波视察，而且还经常率团出国访问、开会或讲学。如1951年，赴印度、缅甸访问。1953年，赴波兰、奥地利、苏联开会或访问。1954年，再赴缅甸、印度访问。1955年，赴印度尼西亚访问。1957年，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开会或讲学。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

　　郑振铎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无论从思维能力和性格方面，还是从才学方面来说，他都非常突出。正如老一辈革命文化战士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作家端木蕻良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学者周汝昌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原苏联著名学者艾德林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最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

　　郑振铎从小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困顿的人生教育。到北京读书前后，受到“五四”前夕新思潮的启蒙。在五四运动时，他的思想同当时一般青年相比，起点是比较高的。这主要表现在：一、彻底的坚决的改革精神，强调旧中国必须改造，旧社会没有存在的余地;二、比较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要求创造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战争的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拥护布尔什维克;三、强调实践，强调言行一致和从小事做起，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号召新文化运动者向马克思和列宁学习;四、在有些问题上，例如关于推翻雇佣制度，关于反对军阀办实业等，他甚至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可说是惊人的见解。

　　在“五卅”和大革命时期，他思想中的唯物史观因素进一步增长，唯心史观因素相对消退。这主要体现在：一、在与《民国日报·觉悟》一些人的论争中，他坚持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是比其他一切社会问题重要得多的观点，显得比某些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人认识更为深刻，他还最早揭露了戴季陶投机、背叛革命的劣迹;二、通过黄、庞被害事件和“三一八”事件，他对暴力、流血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五卅”运动，更深刻地教育了他，使他更认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本质，促使他思考“将来所要走的是哪一条路”，“还有什么事要做”，还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外国人民、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等等问题的区别;三、他在实际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中，还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认识。

　　1930年代，由于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左派幼稚病”的流行，他一度处于“白者嫌其赤，赤者嫌其白”的境地。但他在思想上继续进步，接受革命的教育，同情与支持革命，踏踏实实地前进。最鲜明地体现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和进步立场的例子，是他公开答复《中学生》杂志社、《东方杂志》社及《文化建设》杂志社的提问和讨论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了：一、他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无限伟大的，中国革命必须唤起最广大的民众才能取得胜利，纠正了以前的有些偏激的看法;二、他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必然规律，将来一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在这以前必须经过艰苦的战斗;三、他认识到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四、他认为必须将希望寄托在“新的文化，新的组织”上。

　　抗日战争时期，他以一种置生命于度外的殉道者的精神，为祖国抢救和保存了大量文献图籍。抗战胜利后，他无条件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和内战方针，成为国统区最有名最尖锐的政论家之一。1947年2月，日本的《中国评论》杂志上称他为中国抗战胜利后居知识分子“最高峰之一人”。他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明确喊出铲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口号。

　　老一辈革命家、著名学者李一氓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装 帧：精装

页 数：260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