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讲演，审智的散文”，在这里聆听孙绍振先生讲演经典的秘密。其讲演个性鲜明，率性而言却常能别出心裁、语惊四座，即兴调侃而幽默风趣、睿智异常，让人拍案叫绝。

　　 内容简介

　　本书据孙绍振教授在东南大学的讲座录音记录稿整理、修订而成。书中对多种文类、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做了独特而精到细致的分析，如“另眼看曹操”，“青眼看宋江，法眼看武松”，“复眼看鲁迅”，“冷眼看钱锺书”，“正眼看余秋雨”，“凤眼看古典诗歌欣赏：绝句内部的潜在变幻”，“笑眼看中国古典小说：美女难逃英雄关”等。作者演讲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智性的深邃与幽默的谐趣水乳交融，现场师生互动的氛围洋溢，虽为学术演讲记录，然读来如智性幽默散文。

　　作者简介

　　孙绍振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工作一年后，派至华侨大学中文系工作到1970年该校解散并下放农村。1973年调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1990年曾至西德特里尔大学进修，1992年应邀至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语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1995年在香港岭南大学作访问研究。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绍振在朦胧诗大论点中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而崛起于文坛。其理论著作有《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演说经典之美》十余部。已经出版的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满脸苍蝇》《美女危险论》《愧对书斋》《榕荫问月》《孙绍振演讲体散文》。上世纪末，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著有《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月迷津渡》《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经典小说解读》等。

　　在解读了六百余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针对西方前卫的读者中心论提出了文本中心论，出版《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在昭示西方前卫文学理论对文本解读无能的同时建构了中国式的文本解读学，出版《文学文本解读学》。

自序 演讲的智慧与散文之谐趣
 
另眼看曹操：多疑和不疑
一、多疑是从美化转化为丑化的关键
二、陈宫的眼睛在小说结构中的“错位”功能
三、不疑的背后：智慧优越感
四、中国传奇的权欲和西方传奇的性欲
青眼看宋江，法眼看武松：人性、神性和匪性
一、仗义疏财的内在矛盾
二、全面理解宋江
三、义的帮派性和纪律准则
四、四种不同的古典英雄
五、武松的匪性
六、武松的人性
复眼看鲁迅：杂文家和小说家矛盾
一、一场突发的争论
二、艺术的丰富性一例：八种死亡
三、礼教的三重矛盾和悲剧的四层深刻
四、情节链锁性淡出和人物多元感知错位的强化
五、鲁迅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
六、杂文成分对小说构成干扰吗？
冷眼看钱锺书：对浪漫爱情的消解
一、《围城》被冷落四十多年：可能的原因
二、钱锺书的酷幽默
三、没有爱情的恋爱
四、连偷情也是无情的
五、反浪漫的爱情
六、人性：个人性
七、人性：个人性和二人性的喜剧
正眼看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一、从大红大紫到千夫所指
二、关于体制局限和忏悔问题
三、是“硬伤”还是“软伤”？
四、从审美向审智过渡
五、喧哗之嘈杂，由于艺术上的盲目
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
七、余秋雨的局限
凤眼看古典诗歌欣赏：绝句内部的潜在变幻
一、从绝句的情绪“微妙波澜”起步
二、从语气变化看情绪律动
三、内在律动的无限多样
四、诗中有画的诗就是好的吗？——解一个经典难题
五、春天：带来欢乐的诗意
六、春天：带来痛苦的诗意
笑眼看中国古典小说：美女难逃英雄关
一、三种学术研究方法
二、是英雄还是英“雌”
三、红色英雄的无性和古典英雄的无性
四、美女难逃英雄关
五、以丑为美，以傻（呆）为关和喜剧性
慧眼看文学经典：真善美的“错位”
一、假美学的“真”和真美学的“假”
二、假定、自由和苦闷的象征
三、“多智而近妖”和多妒-多智-多疑的心理循环
四、在假定中，把人物打出常规
五、真善美的“错位”
六、恶不必丑，善不必美
七、情感超越实用
换眼看幽默和雄辩：“他圆其说”和“逻辑错位”
一、交流之难和万物之灵的局限
二、人的视而不见和无中生有
三、相爱的人反而不讲理
四、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的吗？
五、理论不能检验理论的真伪
六、雄辩的原则：他圆其说
七、雄辩高于诡辩
八、自我调侃缩短心理距离
九、悲天悯人的高尚境界
十、贵在随机即兴
天眼看科学家：造福人类还是毁灭地球
 

　　结合着话语的颠覆和建构，余秋雨在文化智性的思考，文化人格的批判

　　和建构上，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当代散文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很可

　　惜的是，他的艺术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对他的围攻却使严肃的学

　　术研究一度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出来，给余秋雨说一点公道话。我的《余秋

　　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在2000年《当代作家评论》一发表，就得了

　　该刊的年度大奖。又被推荐到鲁迅文学奖，到最后一轮，没有成功，据说，

　　不是文章，而是余秋雨这个人有争论。但是，余秋雨的散文艺术的影响却遍

　　及神州大地。余氏散文无疑带来了一股冲击力，有一种鬼使神差的力量，

　　一种无声的命令，推动着作家们在山山水水面前改变了眼光，超越自然景观

　　的诗化，进入了人文景观的透视。

　　批评家们骂出一万篇文章来也不顶作家模仿余氏散文的一窝蜂景观。只

　　有为散文带来历史的突破的，才有这样的殊荣。

　　以余氏的《三峡》为例。在余氏出现以前，谁不会写一点三峡风光呢?

　　但是遇到一个困难，三峡的自然风物已经给前辈大师写穷了，余秋雨自己就

　　老老实实承认，“在三峡是寻觅不得诗句的”，找不到更好的诗句，余秋雨就另谋出路了，他不再单纯写三峡风景了。他抓住两个人文性质的故事和自然山水的一个特点让它们猝然媾合。第一个故事是，李白流放到这里，中道遇赦，写了一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二个，是刘备白帝托孤的故事。余秋雨听见了在播放的京戏《白帝城托孤》。第三个，就是自然景观了，他并不全面去描写，而是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三峡的涛声。然后把这两种文化景观和一种自然景观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象。

　　关于三峡的经典诗文那么多，从来没有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交融为一个感性的意象。余秋雨的这个创造，说是破天荒的也不为过。要知道，本来，李白是一回事，这个刘备又是一回事，两个人相差几百年，可谓八竿子打不着。刘备死的时候，过几百年，李白才出世。李白在写《下江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刘备。当然，三峡与这两个人都有关系，但是有关系的不是余秋雨笔下的江涛，而是，白帝城的败局啊，航行的急速啊，猿声之凄厉啊，但，这一切，余秋雨都舍弃了，独独选中潮水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声音”，他抓住了“声音”这一个特点，同化了李白、刘备的典故，让李白刘备的典故也集中到“声音”上来，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艺术的有机体。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为了把这两种历史人文紧密地，而不是松懈地结合起来，余秋雨让本来

　　互不相干的李白和刘备结合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在统一体之中。一个是对自然美的朝觐，一个是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一个是诗情，一个是战火。由于置于矛盾对立之间，互不相干的人文景观紧密地统一起来了，但是这两种人文景观和三峡的自然景观，还是处于游离状态。余秋雨进一步把“声音”(自然景观的声音)，转化为“争辩”，这就把自然景观人化了，渗入了两种人文景观的矛盾，三者就水乳交融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意象。这样余秋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散文意象模式。很明显，这样复杂而又自然的想象重构，对当代散文的想象边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用文化景观的特点去解释自然景观，不仅仅是抒情，而且是在激情中渗透了文化的沉思，把审美的诗化和审智的深邃统一了起来。这就叫作气魄，这就叫作才华。

　　传媒的力量是惊人的，但是，毕竟是以时效为特点的，而艺术却有一种跨越时间的生命，比传媒的力量要持久得多。正是因为这样，余秋雨才骂不倒。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不但越来越得到认同，而且吸引了差不多一代以上的追随者。一些年纪并不轻的、面临艺术危机的散文家，因而在艺术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年青的太多，就不说了，光是中年的，就有福建的朱以撒，北京的卞毓方。老一些的，有北京的李存葆、梁衡(此人是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还有辽宁的王充闾，得过鲁迅文学奖的。

　　可以说，没有余秋雨的启示，他就不可能得鲁迅文学奖。相当一批作家，就在余秋雨挨批的时候，偷偷地学余秋雨。越来越体悟到文化散文这个路子，这个办法很好，自然景观都写穷了，弄一点文化故实抒写一番，可以立竿见影啊。

　　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满足于讲文化典籍的赞叹。现在年青的批评

　　家谢友顺，说过去我们是滥情，现在矫枉过正，产生一种专门讲文化故实，

　　变成“知识崇拜”“知识炫耀”。用我的话说，滥情末流还没有彻底消灭，

　　滥智”的潮流又油然而生。

　　问题在于，在余秋雨那里，文化故实的智性和诗情的想象结合成天衣无缝的意象，而在这些人士笔下，文化知识是知识，作家的心灵是作家心灵，两者并没有交媾，所以没有生育能力。这就产生了“两张皮”现象。例如梁衡先生，先写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然后写科学家，包括伽利略，再写辛弃疾、李清照。但是，并无灵魂的交媾，艺术散文蜕化为科普知识。正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研究，免不了出现“硬伤”。今天有不少学物理的同学在场，我来班门弄斧，举一个例子。梁衡在散文中，赞叹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实验。这是一个外行的常识错误。从自然科学史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并非真正的事实。霍金在《时间简史》上就说没这回事。但是，在我们国家，以讹传讹，已经弄到众口铄金的程度。梁衡先生错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研究过第一手材料。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起初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维安尼弄错了，他在《伽利略传》中提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证实了所有物体均同时下落。但史家考证，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因为伽利略本人从未提起过。但是，此前类似的实验已经有人做过。158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以重量为一比十的两个铅球，从30英尺的高度丢下，二者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围观者清晰地听到两个铅球撞击木板的声音。伽利略后来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由于空气阻力而不太准确，严格做起来，结果不一定对伽利略有利。事实是，有个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真的于1612年在比萨斜塔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中对此有所辩护。意思是，重量一比十的两个物体下落时，时间差距相当小，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说差十倍。为什么无视亚里士多德这么

　　大的失误，却盯住我小小的误差不放?伽利略的这个实验，显然没有成功，但伽利略凭什么创造了自由落体等速的学说呢?他主要是靠演绎推理，这种特殊推理可以叫作“思想实验”：他先假定，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金属球连系在一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原理，重球由于受到轻球下落速度慢的拖累，速度因而减慢。故二者相连比单个球下落要慢。但同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两个球连系在一起，则意味着变成了一个球，重量比原来的任何一个球都要重，其下落的速度应该比原来任何一个球都要快。由于这两个结论互相矛盾，因而其前提不能成立。

　　这本不是太专业的问题，而梁衡却大而化之。可能是由于记者出身，又

　　是政府官员，对于历史文献并无兴趣涉猎又完全忘记了余秋雨的文化人格批

　　判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他的文化散文是典型的“两张皮”。

　　文化景观与历史故实是一回事，他自己的人格是另外一回事。梁衡并不理解

　　伽利略，伽利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看来梁衡连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

　　都没有念过。伽利略是一个向现实非常妥协的人，他不是布鲁诺，不会像布

　　鲁诺那样献身鲜花广场的火焰。梁衡不是没努力用自己的灵魂去重新塑造伽

　　利略，而是梁衡的灵魂，没有同化的强势，缺乏用想象来统一几个不相干的

　　东西的才华。其次，梁衡的想象和语言也跟不上趟。这就产生了只是以记者

　　和官员思维来代替历史人物的思维，连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

　　凄惨惨”在他那里都是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有这么个凄惨法的?为什么要把

　　这个弱女人的个人的忧愁硬扯到忧国忧民上去，这就说明，作者灵魂太狭隘

　　了，学了余秋雨还是原封不动，没有长进。(笑声)

　　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些煞风景的事情，实在是痛感于世道太不公平了，模

　　仿余秋雨的，跟着余秋雨转，才力不济，学不像的，貌合神离的，纷纷得奖，

　　余秋雨却给人骂得狗血淋头。弄得不管写出什么新作，都有人来骂一通。

　　直到他宣布“封笔”，弄得一下子鸦雀无声，一些人士并未感到失去对手的

　　寂寞，纷纷热闹地班师回朝。我们文坛的破坏性是不是太凶残了?是不是太

　　黑暗了?(掌声)

　　真正有欣赏力的读者从余秋雨的散文中，看到了审智的沉思，就为这种

　　突破，热烈地欢呼。一切自然和人文景观，经过他余秋雨式的语言，以余秋

　　雨式的想象、余秋雨式的诗情和余秋雨式的智慧，余秋雨式的话语在余氏文

　　体中相互阐释，就焕发了新的生机，产生了破天荒的新的面貌。在中国文学

　　史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以西湖的景观为例，不管是

　　白居易的“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还是苏东坡的“水光潋

　　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还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是陆游的“举手邀素月，移舟采青苹”，还有钱谦益那样的“孤山

　　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都没有脱出诗化自然环境的美学想象境界。

　　到了乾隆皇帝那些西湖诗中就变成不断重蹈匠气的窠臼。就是到了现代和当

　　代的诗化散文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大地山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水乳交融

　　地统一在一个意象中进行深度的智性阐释。像余秋雨这样，让西湖水波融进

　　了千百年的宗教学术文化和历史人格。没一个人这样得心应手过。

　　……

　　(节选自《正眼看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装 帧：平装

页 数：420

开 本：16开

字 数：390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