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追随鲁迅、胡适两位大师的人生踪迹为外部线索，以展示他们内在心灵的契合为气脉，采取并列平行结构，分别讲述，各自独立成篇。鲁迅部分纵横结合，既有整体观照，又有局部聚焦，充分展现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透视其人间情怀支撑下的精神能量;胡适部分则以在美国的经历为主，点滴浪花，以小见大，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本书撷取一代文宗鲁迅与胡适的人生片段，以优美细腻的文笔讲述他们的读书、求学、工作、日常生活，乃至情感及文字生涯，作者追随大师的脚步，选取鲁迅在绍兴、北京、日本，胡适在美国的漂泊经历，身临其境，细致入微地探究其内心世界，展现二者不一样的人生际遇，却是一样的人间情怀，均在刹那尘世留下了永恒的思想光华。

　　 作者简介

　　姜异新，女，文学博士。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新文化研究。著有《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走读胡适》等。

　　第一辑

　　· 追随鲁迅永远的心

　　· 栖居在鲁迅的结构里

　　· 每一刹那，深味人间——鲁迅小传

　　· 鲁迅的辛亥

　　· 鲁迅在北京的现代消费地图

　　· 那最冷静与最敏锐的神经

　　第二辑

　　· 魂牵梦系绮色佳

　　· 凯约嘉湖上的诗波

　　· 费城一晚

　　· 芝加哥的中国风

　　· 橡园深深

　　· 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1955

　　· 曼哈顿东区81街104号

　　· 后记

　　鲁迅在北京的现代消费地图

　　从1912年由南京北上至民国教育部任职，到1926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被迫南下，鲁迅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14年间，他光顾最多的地方是以古老的琉璃厂书肆为代表的传统去处，不过，他也出入于新潮电影院、咖啡馆、公园、洋行、西餐馆，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除传统之外的西式休闲和娱乐方式。

　　老北京有名的大饭庄，有“长安十二春”“八大楼”“八大居”，其中的大陆春、宣南春、广和居、同和居、东兴楼、新丰楼、泰丰楼等地都曾经留下过鲁迅的足迹，最有名的是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这个原名“隆盛居”的大饭庄，开业于咸丰年间。当年有不少来自南方的京官，成为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宴请亲朋、议论时政，几乎将此当成了俱乐部。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杨深秀等人就常来此聚会就餐。鲁迅日记中也经常有“夜饮于广和居”的记载，这是他和友朋交流思想的主要场所。

　　另外，鲁迅还经常去升平园洗浴，青云阁理发，瑞蚨祥制衣，这些著名的条件较高的商业场所，并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消费得起的。当然，鲁迅是很平民化的，他喜爱民间耍货，经常到充斥着便宜实惠的老式物件的护国寺和白塔寺等古老庙会上闲逛。他还热衷于收集古钱拓片，常去小市溜达，甚至在连穷苦小贩都不出摊的恶劣天气里，也执意去看看，兴致之浓笔墨难以形容。鲁迅还常常与友人、亲人游览旧钟楼、什刹海、钓鱼台、陶然亭、雍和宫、西山碧云寺、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老北京的著名景观。中央公园是他最愿去的地方，尤其是“来今雨轩”茶座，既可以会友闲谈，又可以啜茗宴饮，同时也可以读书写作。1926年七八月间，在即将离京之际，鲁迅与齐寿山在中央公园合作完成了《小约翰》的翻译。离京南下前，他的老友及学生也大多在此为他饯别。

　　鲁迅日常消费中最频繁的是购书。北京为他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嗜书”环境，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琉璃厂的文化街。来京之前，鲁迅就非常向往那里的文化氛围，在给许寿裳的信中经常提到。到京一周后，更是来不及洗去仆仆风尘即去浏览。平日里公余除抄书之外，一遇暇日便去那一带徜徉，或浏览古书，或访求碑帖，或搜集信笺，成为南纸店(清秘阁)和以卖酸梅汤、蜜饯闻名的信远斋的常客。在京14年，鲁迅到琉璃厂四百多次，是一生中漫步最多的地方。鲁迅所用之书款，绝大多数花在了琉璃厂，可以说是极大支持了这一旧书肆的生意。琉璃厂因鲁迅的墨缘而传下千古佳话，鲁迅也因这一所特殊民间学校的熏陶，而更加的通达博学，尤其是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

　　鲁迅在北京最大的消费是买房。他于1919年卖掉绍兴家乡老屋，花了三千多元在西城八道湾买下一座“三进”的大院落。与周作人决裂后，他于1923年8月搬进砖塔胡同61号租住，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3元。1924年，鲁迅再次筹款八百余元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一座幽静的小院，并于这一年的5月25日再次迁居。这个由他亲自设计改造的小四合院，有被称作“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这是鲁迅在北京最后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鲁迅先后在京置业两次，他的生活称得上是小康水平。

　　20世纪初年，一种源自外国使馆区的休闲和娱乐方式与古老传统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中心部分。除了上述传统的“老字号”外，鲁迅也经常去很多西式购物和娱乐场所。例如，他去过日租界加藤洋行购买领结、革履;去前门临记洋行和东城的法国点心铺购买点心，与友人喝咖啡(文中记为加非)，食欧洲饼饵、薄荷糖、牛肉、面包等，偶尔也吸雪茄烟，用稿费买大批咖啡糖请青年学生们品尝。当西式饭店和中国人的生活还很有距离时，鲁迅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去西餐馆。据日记载，自1913年冬至1917年间，鲁迅与友人常到位于西单大街一个叫做益锠的西餐馆消费，后来干脆包饭。1917年4月1日周作人来京，鲁迅带他去很多自己常去的地方休闲，比如广和居饮酒、升平园洗浴、青云阁啜茗等，但第一个去的就是益锠。那是周作人来京后的第二天，鲁迅专门请假，带他去那里吃午餐，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大哥急于带弟弟共同体验一种移植到北京的新生活方式的兴奋。除益锠外，鲁迅还去过欧美同学会(餐厅)、撷英番菜馆、西车站食堂，与日本友人共饮于大陆饭店、石田料理店，德国饭店等高档西餐厅。其中，交通部承办的“西车站食堂”以经营德国大菜而享有盛名。1919年3月29日，鲁迅与周作人、陈百年、刘叔雅、朱逷先、沈士远、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马幼渔等十位学者教授在这里聚会，时距五四运动只有一个多月。尽管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已经无法获得确切的历史资料，但可以想象那其中弥漫着怎样自由的思想空气，浮动着怎样前所未有的文化讯息。

　　当时的北京不但开了很多新式饭店，还有许多萃集华洋各物的新式商场。比如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鲁迅经常去劝工陈列部游逛，这是属于纯粹展览性质的新型百货商场。商品陈列在安全宜人的环境里，顾客可以自如地打量和比较，不用受到必须购买的压力，这表明零售业也开始现代化了。离京前两年，鲁迅还频频光顾电影院，1924年4月12日，他前往平安电影公司观看《萨罗美》;19日到开明戏园观看非洲探险影片;他还到真光、中天剧场观电影不下九次。开明影院坐落在繁华的珠市口西大街路南，建于1922年，建筑外观是乳白色典雅的罗马式，能容纳八百余人;真光电影院位于东华门大街，是北大学生罗明佑为打破外国人的垄断，自任经理开办的，其经营远远超过外国人开办的平安电影公司，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建成真光电影剧场，成为北京第一座按当时国际流行式样建成的规模较大的豪华型仿罗马式建筑电影院，可容纳观众近千人，有包厢、大客厅、酒吧、茶室，还有衣帽间，女宾化妆室等服务设施，备有第一流的外国乐队。

　　与中国一般戏园中往来叫卖茶点手巾等现象不同，真光电影剧场代理订购各种电影书报，用对号法编制座位，在当时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剧场。1924年秋天，鲁迅支持的《语丝》创刊，参加编务的孙伏园、李小峰、章川岛，曾经携带刊物在真光剧场前发售。川岛在《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一文中回忆：

　　伏园、小峰和我三人，曾于“语丝”头几期刚出版时，于星期日一早，从住处赶到真光电影院门前以及东安市场一带去兜售。三个人穿着西装……不声不响地手上托着一大叠“语丝”，装着笑嘻嘻的脸，走近去请他或她买一份……

　　除了电影，鲁迅也经常观看戏剧。协和医科大学礼堂是1920年代北京一座现代化建筑，外观传统，但内部设备全部是西式的，有录音、隔音、幕布和灯光等，可容纳四五百人，当时许多名人经常到此聚会。1922年12月26日，鲁迅前往观看了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莎士比亚剧《无风浪起》;1924年5月8日，鲁迅又去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64岁生日，演出的《契忒罗》剧本二幕。除以上新式文化活动外，鲁迅还到过山本照相店买ALBUM(即相册)，到德国医院(现在的北京医院)、法国医院、日本医院避难;到池田医院、山本医院、伊东牙医院就医……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迅还于1924年4月25日午后在月中桂购买上海竞马彩票一张!也许对于曾经到过日本留学的鲁迅来说，这些所谓的现代化内容都不是第一次接触，但当这一切出现在古老的北京城时，它们就不能不从真正意义上刺激和改变着鲁迅的传统消费内容和习惯。

　　鲁迅有这样的消费经历并不意味着他热衷于物质享受，这和他朴素简朴的生活作风是不矛盾的。他有那样的娱乐经历，也并不意味着他会沉湎于此。恰恰相反，使他不能自拔的始终是购书，除了淘旧书就是买新书。他或到东交民巷书店浏览，或往日本的相摸书店和京都其中堂邮购，并且传寄明信片。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冲击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风起云涌，争相介绍，其设在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即大量购阅欧洲文学书籍，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书，1924至1926年间鲁迅成为那里的常客。

　　1920年4月17日，鲁迅开始因公整理堆放在午门楼上的德国商人俱乐部藏书，审阅其中的德俄文书籍，这是教育部接收的战利品，文学书居多，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底本即来自这批德文书。北京的使馆区使鲁迅这样的官吏兼作家能够分享这些精神产品，并在想象中分享世界文学，这使他更加感到自己代表这个国家和全世界连接着。如果说淘旧书主要是一种自发的整理传统文化的兴趣动机，那么鲁迅的创作则有意识地从这些西方著作中获取新思想的支持。

　　这就是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旧京记忆。当鲁迅以一个操异乡口音的文化官吏游走在这个最大的中国式的文化城市的时候，作为公共景观的她显得包罗万象却又杂乱无章。那个时期的中国，文人和商人都不能够摆脱官本位的控制，基本无法做到独立自主。而北京之成为城市也恰恰是由于作为行政和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鲁迅在北京知识精英式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文化漫游。琉璃厂书肆、厂甸庙会、小市、公园、广和居这些中式的“公共领域”，成为当时的文化人经常聚集的所在，他们在那里营造着宽松的言说空间，将其演变成现代思想交流的平台。与此相比，那些西式休闲恐怕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消费活动而已。与上海作家把西式的公共空间据为己有，营建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背景不同，鲁迅执着于对古老中国的文明批评，在解构中更加自觉地摸索符合自身需要的现代性。

　　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1955

　　“平淡而近自然”

　　1955年的大年初二(1955年1月25日)，纽约曼哈顿东区81街一座普通的公寓内，64岁的胡适在这个全球最富庶的城市读着一本关于饥饿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二遍在看了，他看得非常仔细，不时为之动容。

　　故事描绘的是1951年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两个月的生活。金根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刚刚分到了土地，不久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上海做女佣已经三年的妻子月香为此回到了家乡，却发现丰收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饱。年底到了，上级要求农民每家每户都要给志愿军军属“自动”送猪肉和年糕。自家都没有吃的金根不满这种强派，与干部王同志争论起来。结果饥饿的农民在粮仓前与上级发生冲突，惨遭镇压。绝望的月香放火烧掉了粮仓，自己也死于大火。新年到了，饥肠辘辘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唱着秧歌给军属送粮。“呛呛砌呛砌!呛呛砌呛砌!”秧歌声声，“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与此同时，电影编剧顾冈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电影。他同样震惊地感受到了这个村庄的饥饿现实。饥饿甚至使他不得不常常向所住的农家——金根和月香家撒谎，独自偷跑到镇上去买吃的。但是，为了让自己交代得过去，他把饥饿写成欢乐，把农民因饥饿与当地政府发生的冲突写成农民反抗地主压迫，把月香的放火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特务和地主的愤怒……

　　1955年，正是内地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高潮期。胡适那些在香港和曼谷的朋友们零零碎碎地为他剪寄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清算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的资料。他的脑海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这连台三幕的洗脑戏。所读的这本小说里描绘的某种倾向似乎很符合彼时胡适对内地的想象。

　　况且作者的文笔是那样的细致，人情烘托竟每每使人泪盈于睫。当写那忍不得饿的顾先生，背着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又怕给别人看见时，作者如此描绘他的心理：“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这真是让苦涩的人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在此之前，胡适好像还没有读到过这样无微不至的小说。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真诚地写道：“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

　　这本小说名叫《秧歌》，作者是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胡适还很陌生。但是，《秧歌》里面的社会形势，却让他感到熟悉。他很想知道《秧歌》出版后，得到些什么评论，很想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尤其是读了张爱玲去年10月25日的首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胡适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秧歌》，非常欣慰而高兴。他给张爱玲回信写道：“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他为此非常想知道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爱玲在2月20日回信。遵照胡适的意思，为他寄上了五本《秧歌》、小说集《传奇》(1945年写成，1954年在香港再版)，香港盗印版的《流言》，还有一本《赤地之恋》的英文本。

　　这年的深秋，胡适就在纽约自家公寓的客厅里见到了这个不凡的女子，她与一位名叫炎樱的女友同来。胡适没有料到张爱玲的寡言多思，她天然地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贵气质，反倒那个锡兰女孩子，甚是活泼，胡适与江冬秀都很喜欢她，竟至于聊得很开心。

　　很明显，《秧歌》给胡适的印象比作者本人给他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他的日记里根本无暇出现张爱玲的这次初访。

　　出于礼貌，胡适在11月10日回访了张爱玲。这次他竟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于是，有了下面的日记：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 [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 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徵)。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想不出，作为晚辈的张爱玲来拜访他有何用意，她好像没有明确的目的，丝毫不擅社交辞令，甚至连这段完全可以将之与胡家列为世交的家庭背景，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提起。她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漂泊中的倚靠。实际上，那时主要靠演讲、稿费和积蓄维持生计的胡适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当张爱玲第二次来到胡适家，端坐在他的书房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胡适的思维触角尝试性地探向这颗不可捉摸的心灵。他打算热心地由政治谈起，于是说道：“纯粹是军事征服。”

　　然而，张爱玲明显地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她独自坐在那儿，本身就是那么的“平淡而近自然”。她并不随声附和，哪怕是一个晚辈出于对景仰者的礼节性的心境迎合也没有。这让胡适稍感尴尬。他猛然想起，她在信中似曾说过，国内对《秧歌》的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却并不怎样注意。

　　被“清算胡适幽灵”运动刺激着的胡适，似乎失去了五四时期品评文艺作品那种超然的眼光。他无奈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谦自己对《秧歌》的批评“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关怀这个柔弱的女子。11月24日，感恩节到了，他怕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主动打电话邀请她出来吃中餐，哪知对方跟炎樱刚从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回来，说是“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回来的路上，二人许是很高兴纽约的夜景像极了晶莹可爱的上海，在新寒暴冷中说说笑笑，不曾想吹了风，刚回到家里，张爱玲就吐了。

　　胡适一听，知道张爱玲对美国的基督教文化还是不甚了了，美国人在感恩节是一定要吃火鸡的，怎会吃烤鸭这种中餐。但既然如此，也就作罢。

　　饭局如果赴成，胡适大概会极力在自己的友人圈子中，引荐这位对于美国文化界还很陌生的大陆才女作家吧。但上帝安排了这段颇有意味的空白，使张爱玲对胡适始终保持仰望的视角，使胡适对张爱玲始终保持初见的陌生。

　　后来，胡适听说张爱玲住进了87街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便前去探望。救世军是以军队形式组织管理的慈善公益组织，宣传基督教信仰。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里面收容了一些打算在此终老的胖太太，醉鬼流浪汉，病恹恹的老人，还有初来乍到只认识胡适的张爱玲。

　　胡适在张爱玲的引导下，走进黑洞洞的客厅，这是个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的客厅，因为没什么人而显得十分空旷。前方有个讲台，讲台上有架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

　　胡适一路四面看着，竟然满口说好，很真诚的样子，不像是敷衍，因为毫无虚荣心的张爱玲并不需要客套话。

　　救世军标榜“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这非常契合胡适演讲中的博爱主题。抗日战争初期，他为不战日本而斡旋，倡导和平主义;做驻美大使期间，他宣扬“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无不与此观念相关。为此，胡适根本没有注意到张爱玲住处那简陋的陈设和物质的寒酸，他止不住地连连叹好，直到起身告辞，仍沉浸在这种渺远的博爱氛围中。

　　大门开启，胡适在台阶上站了会儿。隆冬的纽约，天寒地冻，呼啸的北风，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强劲地吹过来。胡适望着街口显露出的灰蒙蒙的河面，忽然想起了少年时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也是这么孤独地望着赫贞江，写下了白话尝试诗《蝴蝶》。他不由得看怔住了。那个时候尽管寂寞，但是与同窗好友互相切磋文学革命的热情是多么高涨啊，而今暮年已至，为之捍卫一生的某些东西，却是如此的脆弱，这灰蒙蒙的赫贞江多么像他此刻苍凉的心情。他并没有留意，这种苍凉恰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底色。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捕捉到了胡适此时的心境变化。13年后，她对二人在纽约，也是在世间的最后一面曾有一段著名的描写：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胡适无从知晓，十个月后，张爱玲第二次来纽约，是与和他同庚也就是大张爱玲30岁的赖雅(Ferdinand Reyher)结婚。这位社会主义的崇尚者会对所谓的“反共”小说《秧歌》极为欣赏，大概是张爱玲爱上赖雅的一个原因——透过表面的政治看进她内心的凉薄，看透卑微的人在这荒诞的人世间又多了一种生不如死的形态。

　　但是胡适更不知晓，他之于张爱玲，是写作活动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这天是空白的，所以不会影响她的任意涂抹;这天是窗外的，所以可以随时收回目光;这天是不能不依傍的，否则又往哪里去凝神呢?

　　张爱玲的美国想象，很多来自于胡适。当炎樱说“你的胡博士……”时，当她自己说面对胡适“确是如对神明”时，谁能否认张也曾是个胡迷?

　　1932年，13岁的张爱玲还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初中生。她经常光顾父亲窗下的书桌，把胡适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一本本地拖出去看。后来又发现了一本《胡适文存》，便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看。

　　此前，父亲曾为她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老师，教她念古书。当时，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买回来一本《海上花列传》，被张爱玲看到后，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土话(吴语)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张爱玲和弟弟边听边大笑不止。从此，就无法自拔地痴迷上了《海上花列传》。

　　有一次，张爱玲破例要了四块钱买来了也是胡适考证过的《醒世姻缘传》，结果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做姐姐的大致已经知道了些眉目，便慷慨地给弟弟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好几年后，张爱玲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爱玲的姑姑有个时期跟张爱玲的父亲借书看，后来因为张爱玲的原因兄妹二人闹翻了不来往。张爱玲的父亲有一次忸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张爱玲的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

　　张爱玲的母亲和张爱玲的姑姑早年跟胡适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笑容满面，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爱玲的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这真是毫不含糊的一家子胡迷。很多年后，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饶有兴味地铺陈了这段家传。

　　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下午，35岁的张爱玲终于在纽约一座白色港式公寓房子内，见到了身着长袍子的胡适之先生。那杯中的绿茶，室内的中式陈设，太太江冬秀特有的安徽口音，无不使张爱玲的初访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时空交叠感之中。

　　回来不久，机灵的炎樱就跑出去打听，然后冲张爱玲嚷到：“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尽管张爱玲梦想着能和林语堂一样红遍美国，尽管寓居纽约的胡适早已从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来，赋闲在家，正艰难地度过他一生最潦倒的时期，但张爱玲来美国最想见的人还是胡适。

　　就在这年冬天，胡适开始为《自由中国》写下《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一文，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大陆特别提出来做几次大规模清算批判的目标，“是因为在这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近四十年的过程中，有好几位急先锋或是早死了，或是半途改道了，或是虽然没有改道而早已颓废了，……只剩下我这一个老兵总算继续不断的努力工作了四十年(从民国四年开始讨论中国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算起)，没有半途改道，没有停止工作，又没有死……”

　　读到这里，一下子恍悟到张爱玲那么执著地来纽约拜见胡适的真意。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表白了她对胡适身上“五四”遗风的崇敬之至。在来纽约前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她就注意到了胡适那加圈加杠的阅文习惯，完全是“五四”式的——

　　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明确地评价“批胡运动”是对五四传统的遗弃——

　　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纽英伦的“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后来她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基金;一次是1958年二三月间，申请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胡适均欣然同意。第二次做保时顺便把当年收到的《秧歌》寄还给张爱玲。

　　当“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的《秧歌》辗转回到张爱玲手上时，胡适正离开寓居八年零八个月的纽约，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张爱玲看到这本经胡适反复翻读过的《秧歌》，站在原地，“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着说着他出人意料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四年以后，张爱玲有机会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时，她才猛然警觉自己实际上是把胡适当作一种传统来倚靠的。然而，难抑悲凉的是，如今这个传统真的不在了。“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失去传统的仓惶与恐怖，乃至于使她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了。

　　1955年，胡适张爱玲相逢于纽约，这应该不是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滥调。两个旁人眼中的人间偶像，此时此地，羁留其间，最简单的见面，却也是最真挚的温情。张爱玲写作巅峰的华丽转身，只是她美国梦的起头，而“黯淡中苦行”的胡适，的确是在希望中等待机会。尽管对张爱玲来说，纽约仍然是她企图向全世界宣告才华的世俗目标，而对胡适来讲，它却未尝不是一座精神上的孤岛。当上帝刚刚放手，他们就都那么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座既充满自由又充满欲望的城市。在离开纽约港的一瞬，不知是否会会心地想起那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别有深意地为我们留下了他们那同时望向雾中赫贞江的苍凉剪影。

　　2008年8月20日作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旁客街

装 帧：精装

页 数：228

开 本：32开

字 数：130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