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经典 讲述一个学科成长的历程 真正的书写者，一生也许只为一部书而存在，那是他或她的经典。 那部书将铭刻书写者独有的精神姿态，襟怀、学养、持守与求索，那是他或她与此在与永恒的对话。 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开始搜求中国比较文学界硕儒时彦们的“那部书”。而这里奉献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收获。十一位学人，十一部心血结晶，涵盖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领域，折射出一个学科三十年的恢弘历程。 时光永是流逝，我们将与真正的书写者一同寻觅天壤间的那部大书。

序一（季羡林）
序二（王瑶）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
比较文学的名与实
比较文学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比较文学原则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
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
鲁迅属于全世界
茅盾早期思想研究
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
《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
二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心态的探索
漫谈茅盾的抒情散文
《雷雨》中的人物性格
 
小说世界的外延研究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
决定着表达方式的深层结构
潜意识及其升华
作品的框架与意象的发掘
事序结构和叙事结构
“推末以至本”和“探本以穷末”
 
后记

序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节选）
 
杨乃乔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37年来能够准确地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第一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结集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37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37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以为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等等，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中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下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否能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是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的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乐黛云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向中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我们历史的高度。这和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要面向世界、要进行改革等等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我向大家汇报一些我在国外了解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我想分三个问题汇报。第一个问题，国外目前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一种趋势，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派。第二个问题，是对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第三个问题，是用一些当前流行的新的文学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办法很好，你在上面讲，底下就提问题。这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我能回答，就讲一讲，不能回答就回去想一想。我想，今天也可以留出一刻钟到二十分钟来谈谈大家所要想知道的问题。
现在来讲第一个问题。有一部分外国学者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了解现代中国的重要渠道，这与当前世界上关于“历史”的新概念有关系。过去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便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多人认为历史就是各个不同阶段的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他们很重视实际的人民生活状况，特别是过去很少知道的偏僻地方人民的实际生活。譬如地方史的研究非常盛行，我在法国巴黎就碰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年纪的女学者，她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贵州的历史。我听了吓了一跳，因为我就是贵州人，但从来不知道有谁研究贵州史。她那本出版的贵州史，用了很多教会的材料，神父、教士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做了许多细致的调查，了解风土人情，有关民俗学、人类学，搜集了丰富的材料。我还知道很多人在研究上海史，而且很细，研究上海的警察史。我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就知道有个教授研究上海警察史，我问他为什么专门研究警察史，他说他发现二十年代建立了上海警察制度的头头，便是柏克利大学的毕业生，这位毕业生的毕业论文便是对柏克利警察制度的研究，回国后便把这一套带回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严密的警察制度。可见他们对历史研究很细，大量研究地方史、口头历史，重视把留在口头的实际生活记录下来。美国现在有人在研究张申府（他属于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对他进行大量的录音，写他的传记，写他和罗素的关系，认为他是罗素哲学的传人。人们对口头历史、地方历史、文献记录都很重视。目前在美国知识分子圈中，市面上流行的黄色片、武侠片、功夫片、科幻片，都没有什么市场。很多人最爱看的是文献纪录片，比如中国城的日常生活，各个角落，不同地方的人是怎样在生活的。由于对“历史”观念的很大改变，文学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的确能具体展示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当然文学不等于完全真实的历史，甚至一定是不真实的，因为是创作出来的，但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或理解和加工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人民的历史。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展示出来的中国现代生活。有些大学开了“从中国现代文学看中国现代社会”等课程就说明这种趋势。另外，政治系、社会系或历史系的有些课程中，也常以鲁迅、老舍的小说和茅盾的《蚀》与《子夜》为例。国外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一定是认为这一时期产生了伟大的不朽作品和作家。他们重视的是这一时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文化对一个悠久的伟大民族的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范例。一般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地接近、不断地互相影响的，这与《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关所讲的也相一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逐渐化成大家共有的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将要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文学。国外新马克思主义者，很强调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到三次大的冲击，引起很大的浪潮，对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一次是印度文化的传入，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实际上是盛唐文化的先声，促进了盛唐文化的发展。第二次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对封建意识形态是一次很大的冲击。于是产生了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第三次大的冲击，是马克思主义在三十年代普及到全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它是在三十年代逐渐生根、开花、结果的。这三次大的文学冲击和交触，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第一次印度文化传入时，中国是比较强大的，魏晋时期思想家很多，中国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而且是丰富的。印度佛教的传入，首先要依附中国文化本身。我不大懂佛教，好像开始依靠的是道家的一些说法，然后逐渐地加以改变，为中国所吸收，对中国有用的就发展起来，无用的就被淘汰了，逐渐形成了我们中国的佛教。中国的佛教和印度的佛教是很不相同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传入时，我们的准备很不够，中国处于较弱的地位。各帝国主义国家带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强大优势，一下子涌进中国，所以产生了很多特殊现象。很多人用茅盾的《虹》和《蚀》来说明中国当时在中外古今之间的挣扎，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有一个消化、变形的过程，和原来的不一样了。比如，《虹》里的梅女士她们演易卜生的《娜拉》，梅女士认为，娜拉不怎么样，真正有价值的是林敦夫人。因为她牺牲了自己，把“牺牲”看作一种用她自己占有的东西来换取她所要求的东西，所以她是很勇敢的。第一次结婚她是为了母亲和妹妹，第二次结婚是为了救娜拉。所以，她是一个勇敢的女性。而娜拉自己却是脆弱的。她要救她的丈夫，可是真要付诸行动时，她却不敢向前走了。可见梅女士对娜拉有自己的理解，与易卜生的原意并不一定相符。
“五四”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传入在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与印度佛教传入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选择、消化、吸收和变形的复杂过程。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就是出走以后的娜拉，中国社会决定了她是没有出路的。这已经有一个变形了。从茅盾的《创造》中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人把一个未成熟的漂亮姑娘拿来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妻子，但是女主人在读了许多书后，成长起来走掉了，她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比改造她的人更高一筹，这是又一种娜拉。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到世界各种文化到中国以后所呈现的各种不同的状况。一般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化汇合，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当时不仅有西方文化，也有东方的文化，如印度的泰戈尔，还有大量日本的思潮等。这是一个很好的标本，用来说明全世界的文化怎样集中在一个地方，怎样结合在一起与一个古老的文化相撞击，被消化、被吸收。现在外国研究“五四”运动的书很多，其中很多书用现代文学作品作为例子来讲。
第三次浪潮——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在现代文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回想。事实上，三十年代以来，苏联的文学、文艺政策对我们的影响，始终没有很好清理过：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拉普”的极左思潮，都起了些什么好的、坏的作用等等。当时还有不少作品（如蒋光慈的）写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法国著名作家、曾任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六十年代曾访问过中国。他写了三本反映中国革命的小说，一本《人的命运》，写的是二十年代北伐革命时期的中国，和蒋光慈的作品又像又不像，他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北伐和地下工作。把他们两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反响。另外，在四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反应。国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史料来看待。例如目前关于研究中国历史、近代史的最畅销的三本书是史景迁（J.Spence）所写的《王氏之死》《康熙》和《天安门》，这些书都大量引用了文学作品中的材料，用来综合反映中国社会的生活。
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文学研究到了现在，各国家、各民族间的距离近了，让人感觉到世界越来越小。而文学研究本身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莎士比亚，研究了这么多年就那么些书，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很不容易的。就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很难提出新的看法。于是，很多人就找到了新的角度，把莎士比亚同中国的某些作家如汤显祖比较。加大柏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化系的系主任白之教授把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和汤显祖的《牡丹亭》做比较，研究景色描写在这两个剧本中的运用方法有什么不同，各自都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又代表了什么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在现代文学的研究方面，比较方法运用得也是较多的。例如去年白之教授开了一门课，专讲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作品，他强调任何作品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要把文学作品放到一定的文学发展过程里面来研究。比如卓文君在《汉书》里只有简略的记载，在元曲里发展成一个故事，“五四”时期郭沫若写了《三个叛逆的女性》，着重写了卓文君。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作为一个系列来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怎样为同一个题材增加了新的内容，怎样表达，怎样发展。再如潘金莲的形象，在《水浒》《金瓶梅》和元剧中都出现过，欧阳予倩在一九二三年也写了一部五幕剧《潘金莲》，认为潘金莲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她非常漂亮，因不愿屈从于财主而受到报复，被迫嫁给一个丑陋的人，她当然不愿意，因而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她接触不到别的男人，只能看到一个武松，她对武松的爱是很纯洁的，最后武松把她杀了，临死前她还认为死在武松的手里很高兴。为什么“五四”时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和过去有什么联系？显然“五四”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完全从外面来的，它有自己的继承性。这两个潘金莲和卓文君的系列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外来的个性解放思想、叛逆的思想等在当时起了作用。于是，产生了郭沫若笔下的《卓文君》和欧阳予倩笔下的《潘金莲》。然后，白之教授又把中国的文学系列和欧洲的文学系列进行了比较。例如欧洲浮士德的形象，最初是民间传说，后来歌德写过，还有很多其他作家都写过，这也构成一个系列，也有历史的发展。然后，把这些系列和中国文学的系列做比较，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和不同的地方，并用它们来说明这两个民族、两个地区、两种文化的不同。
白之教授开的第二门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他从鲁迅《故乡》里的闰土讲起，讲到茅盾描写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中老农形象的《泥泞》，吴组缃《樊家铺》里的农妇，茅盾《水藻行》中两种全然不同的农民，再讲到台湾作品《嫁妆一牛车》中有点像阿Q的老实农民，再联系到《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他把“五四”以来的农民形象连成一气，着重研究作者和农民的关系以及主人公和读者的关系。例如从《泥泞》看，作者与农民的关系是同情的关系，农民低一等，是麻木的，作者是高一等，是清醒的。在《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则在农民之下，小二黑形象高大，作者歌颂他，向他学习。《故乡》呢，作者和农民是平等的，都不知道将来前面的路是怎样。墙与隔膜从何而来，用何方式来消灭，只有模糊的希望。作者也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歌颂农民，所以这是平行的。白之教授把这些不同的关系画成曲线，以纵坐标表示不同年代，横坐标表示作者与农民的关系，或上或下，这个曲线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基本吻合。再把这个中国农民的系列与曲线和欧洲小说、俄国小说中的农民相比，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这种比较研究，不只是孤立地拿作品与作品比，限于表面地谈谈哪些地方受到什么影响。这种总的体系的比较，便于找出不同文学体系的特点与时代特点，不觉表面与单调。当然还有许多不同方法的比较，例如分析同一种文艺思潮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如现实主义在中国、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就是不一样的；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传到中国也变了形。先锋派思潮，像水一样流过中国，但并未生根；自然主义在中国，已不是原来意思的自然主义，而已接近现实主义。王瑶先生出博士研究生题，出得非常好，要考生解释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思潮与观念。这个题目能考出一个人的水平。这五个主义联成一个系列，考察其源流，能说明文艺思潮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哈佛有一个博士研究生，研究象征主义如何通过李金发在中国风行一时，后来如何戛然而止。另外，还有不少人不仅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研究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这比较多的是指古代，如李白对现代派诗的创始人庞德就有很大影响，庞德也承认；还有山水诗、禅宗、王维、寒山诗的影响等，也都有人研究。还有一些文章研究东方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影响，例如巴金的《家》对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的影响，以及在朝鲜的影响等。我在巴黎遇到一些汉学家，他们正在编写一本书，讲中国文学在亚洲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一篇文章讲《剪灯新话》如何流传到朝鲜，许多朝鲜小说都在《剪灯新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这是一个新课题，研究东方文学本身的影响。新加坡等华侨地区都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影响。最后，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中西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例如一九八二年我去德国，有个挪威的学者，研究易卜生《娜拉》对中国的影响，如在《伤逝》《创造》《虹》里都有《娜拉》的变形，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对挪威的易卜生研究也有很大影响。过去我们总是用西方文艺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文学，现在反过来人们开始重视用中国理论概念来研究西方文学，这是新的趋势。譬如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红楼梦》，改变了过去认为结构很乱，是无结构论，是低级阶段的看法。认为中国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一种不同的“间织”结构的方法，用不同色彩和线索交织起来，然后用“间织”理论来研究西方现代作品，像福克纳、普鲁斯特的作品，也有新的启发；用神似、意境、韵味等中国文论概念来分析西方作品，也会得到新的结论。这种交流可以打破文学研究停滞的局面，可以互相得到启发。当然，大多数学者还是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因从“五四”以来这方面很突出。
第三个问题，关于国外如何用西方的文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目前在文学批评方面用得很多的“叙述学”。六十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盛行，叙述学强调小说写得好不好，动不动人，有没有艺术水平，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如何叙述。艺术性的不同关键在于叙述的不同。为什么会不同？他们分析得很细。首先列一个公式：
    作者→拟想作者→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叙述对象→拟想读者→读者
公式中第一是“作者”，是真实的作者，“拟想作者”只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叙述者”正在向其叙述故事的人，如《故乡》中的“我”。“叙述对象”是“叙述者”所叙述的对象，然后是“拟想的读者”，最后是“真正的读者”。如用吴组缃先生的《官官的补品》为例。作品中少爷吃人奶做补品。作者是完整的吴先生，“拟想作者”则是表现在这个作品中的一部分吴先生，“叙述者”是官官自己。“拟想作者”与叙述者官官对待农民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叙述者官官认为农民不交租坐牢是应该的，剥削是完全合理的，而“拟想作者”通过官官的口吻，给读者的信息却恰好相反，然后是“拟想的读者”得到了与叙述者官官的愿望完全不同的结论。叙述学提倡把一个作品打散成最小的因素，这便是“命题”。“命题”有三部分，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属性（形容词），第三个是动词。如“一朵红花枯萎了”这是一个命题，“一个小姑娘把这朵红花摘下来”这也是一个命题。叙述学相信只有一个命题又一个命题的比较分析，才可能发现艺术的魅力所在。他们认为《官官的补品》所以好，所以有“反讽”的意味，正是由于叙述者与拟想作者的观点完全相反，叙述者官官讲得愈是理直气壮，拟想作者传达拟想向读者的信息愈是叙述者的蛮不讲理。再如台湾作家朱西甯的《破晓时分》，主要情节与《错斩崔宁》相似，叙述一个农村青年花了钱买得一个衙役的职务，头一天便遇到了与“错斩崔宁”相类似的事。从《错斩崔宁》到《双熊梦》到《十五贯》都是一个封闭性的故事，有一个最后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破晓时分》整个故事大部分是透过小衙役的眼光来叙述的，结尾时这个小衙役很觉不安，感到这碗亏心饭没法吃。但究竟如何，并无结论，结局是开放性的。一个美国学者曾把《破晓时分》和《错斩崔宁》分解成许多命题，逐个加以对比，用来说明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在叙述方法上的不同。
另外，现象学的哲学思潮也在文学批评方面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现象学提倡不只注意经验中的客体或经验中的主体，而要集中探讨物体与意识的交接点。现象学派的文学理论特别强调在探讨文学作品时，不但要顾及作品本身，而且要同样重视对作品的种种反应。所以作品并不等于印好的书，因为书一定要通过读者的阅读和意识才能有生命，成为“作品”。对于不识字的人，书只是一堆纸。因此小说必须能激发读者自己去建造一个“小说世界”，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不得不有赖于诠释活动才能存在。这就产生了所谓诠释学。诠释学在西方首先从解释《圣经》开始，就跟我们要注释六经一样。现在把诠释学运用到文学上来，比如分析萧军的《羊》。这个故事发生在监狱里，一个囚犯一面看着窗外的海，一面看着监狱。这里有很多不好解释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囚犯是什么人，他的待遇为何与别人不一样（他还有看报的自由）？为什么这个窗户一面向着海，一面向着囚牢，这有什么象征意义?为什么小说的题目叫《羊》？监狱有个偷羊贼带来一只母羊，她在牢里生了小羊，没东西吃，小羊便死了，偷羊贼也被折磨死。后来有个小孩与囚犯说话，小孩又到苏联去了，这里有很多谜。诠释学的方法就是要找出所有悬念，由读者自己来解释各种问题。提倡诠释学的人认为没有读者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所有的文学都是没有价值的。再如他们分析师陀的《一吻》，把它和鲁迅的《故乡》比较，因为它们的结构都是一个人经过许多沧桑变化又回到故乡，但效果不同，都有很多隐藏的东西难以解释。从现象学的角度来分析，看读者和作者在哪些地方能汇合。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茅盾的《水藻行》也很有意思。《水藻行》的结尾是开放性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作品冲突的结局，那位强壮的农民可能是打官司，可能被抓，也可能造反，或许就照原样活下去，读者可以根据不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总之，作品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就愈是好作品。
总之，西方现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甚至历史概念，都变化得很快。三十年来，继新批评派之后，结构主义、叙述学都很强调与读者绝缘的“本文分析”，但许多学者已经感到这种绝缘的分析不行，如诠释学，特别强调诠释的循环，读者要了解作者想讲些什么，必须回到作者的时空。想了解萧军的《羊》，必须了解萧军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条件。但读者在了解《羊》时必然带有读者自己的主观色彩，不可能完全客观。所以，必须要回到读者本身的时空，才能了解作者的时空，这便是一个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到文艺理论的发展，又逐步回到社会生活，回到人与人的关系，回到作品与读者和作者的联系，不能孤立地只看一个小的结构。这是总的发展趋势。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在英、法、美都有很大发展，特别在英国，特雷·伊格顿的《文艺批评》小册子（已有中文译本）和一九八〇、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学理论》[2]，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推向前进，以解释几十年来新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最近三十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很值得注意，至少应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开放性的，要不断吸取人类新的历史经验，在解释各种新事物、新现象的过程中发展、更新、创造，使自身更加完美，这就是几年来我深深感觉到的。

装 帧：半精装

页 数：292

开 本：16开

字 数：276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