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经典 讲述一个学科成长的历程 真正的书写者，一生也许只为一部书而存在，那是他或她的经典。 那部书将铭刻书写者独有的精神姿态，襟怀、学养、持守与求索，那是他或她与此在与永恒的对话。 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开始搜求中国比较文学界硕儒时彦们的“那部书”。而这里奉献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收获。十一位学人，十一部心血结晶，涵盖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领域，折射出一个学科三十年的恢弘历程。 时光永是流逝，我们将与真正的书写者一同寻觅天壤间的那部大书。

前言  异域文化之境：他者想象与欲望变形——关于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考
一、约翰牛眼中的约翰·查纳曼
二、异域文明及其欲望变形
三、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四、“中国不是中国”：他者想象与文化利用
 
第一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英国作家感知中国文化的开始
一、 想像中的乌托邦——曼德维尔游记里的历史与传奇
二、“我们小姐是契丹人”——英国作家笔下的契丹和契丹人形象
 
第二章 菱花双面镜，映物各妍媸——英国作家的两种中国文化观
一、上帝创造了一个新世界——17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解剖”
二、世界眼光的结晶——威廉·坦普尔对孔子学说与园林艺术的推崇
三、偏见比无知更可怕——笛福眼里的中国形象
四、另一类声音难免刺耳——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嘲讽与批评
 
第三章 山色空濛雨亦奇——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热
一、 “不对称之美”的天然魅力——英国作家与中国园林艺术
二、从“文明人”到“野蛮人”——约翰逊眼里的中国文化
三、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艾狄生、斯蒂尔对中国文化的利用
四、“中国孤儿”的英国之行——英国作家对“中国戏”的改塑
五、好一个“世界公民”——哥尔斯密信札里的中国思想文物
 
第四章 神游时光外，出入有无中——英国作家浪漫之梦里的中国文化
一、梦里宫阙今何在 ——柯勒律治残篇里的神奇国土
二、古瓷与烤猪的诱惑——兰姆美文里的中国景观
三、皇帝与庆蒂的对话——兰陀心目中的中国文明之邦
四、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笔下的梦魇中国
 
第五章 智慧抑或邪恶？——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他者利用
一、 文人英雄的智慧——卡莱尔眼里的中国文化
二、唯美主义者的精神追求——王尔德对道家文化的心仪与认同
三、莱姆豪斯之夜——托马斯·柏克小说里的华人移民社会
四、傅满楚眉毛的每一次跳动——萨克斯·罗默臆想中的恶魔中国佬
 
第六章  踏上东方文明古国之后——英国作家“中国梦”的实现与回味
一、约翰中国佬的来信——静观迪金森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
二、“中国画屏”上的景象——试看毛姆的傲慢与偏见
三、“横海长征几拜伦”——与奥登共赴战地行
四、南岳秋风佳景处——寻觅剑桥诗人燕卜荪 
五、那塑造我生命的事物——感知瑞恰慈心中的理想国
六、我前世就是一个中国佬——凝望哈罗德·阿克顿对中国文化的痴迷
 
第七章  还给中国一个公道——英国作家跨文化对话的理念与尝试
一、“七窍成而浑沌死”——罗素对中国文化的忧思与期望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李约瑟重塑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信念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录  主要著述选编

序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节选）
 
杨乃乔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37年来能够准确地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第一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结集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37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37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以为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等等，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中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下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否能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是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的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前言|异域文化之镜：他者想象与欲望变形
——关于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考
 
 
葛桂录
 
极西的英伦、远东的华夏，这是一个帝国眼中另一个帝国的斑斓色彩：自飘渺如梦的“蛮子国”，到定格在画屏上的古典中国；从唐人街里的诱惑，到怀抱终身的中国梦想；那凝聚东方灵感的园林与戏曲，激起的何止是对异域情调的讶异？而开放的“文人当政”模式，渊懿的儒道思想恰正成为拯时济世的智慧源泉。距离滋生欣羡，接触深化了解。当两大帝国在十九世纪的苍穹下骤然相对，当两次世界大战惊破西方幻梦，古老的中国文化在英伦几经风雨之后，仿佛紫檀匣中的珍藏，正散发着幽幽馨香……本书将拨开历史的迷雾，聆听那遥远异域关于中国的声音，追寻数百年来中英文化交流的行行足迹。
 
一、约翰牛眼中的约翰·查纳曼
考察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多重复合关系，是研究中英文学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是这种研究的必要前提，又是这种研究的必然深入。通过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梳理，可以展现中英文学与文化双向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中，把握中英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揭示出中英文学关系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本书遵循比较文学界前辈的研究路数，具体考察了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改塑轨迹。
通过对中英文学关系学术史脉络的梳理，笔者关注到那些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如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锺书等，他们当年在欧美著名学府攻读期间，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或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这样的研究课题作为学位论文。如陈受颐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芝加哥大学），方重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斯坦福大学），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哈佛大学），钱锺书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牛津大学）。此外，还有梅光迪、张沅长、周珏良等人也都写有相关文章。萧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编有一本涉及中国题材各方面的英文作品集《千弦之琴》（A Thousand Strings），颇受英国各界欢迎。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著述奠定了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坚实基础，无论是文献发掘整理还是在文本分析探讨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有许多地方是后来的研究者难以逾越的。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学界前贤的研究范围都设定在十八世纪及其以前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用该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论及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的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试图在前辈开拓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或可称得上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比较完整的一部著述。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一直思考着跨文化接受与民族性格的关系这一问题。历史上的英国“岛性”极强，心理上的排外性极浓厚。他们总看不起别国人，目空一切。日常生活中，他们无论谈起什么，总是称誉英国在这方面是最伟大的（the greatest）。当英人称赞某样东西时，其最高的表扬总是：So English（真英国味）！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赫兹列特对自己民族性格就做了痛快淋漓的解剖。老舍在《英国人》里对英国人自以为是的傲慢也多有描画，说他们甚至认为没有那么多的雾的天气，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天气！1712年，英国作家约翰·阿布仁诺特在其《约翰牛的历史》一书中将英吉利民族人格化为一个叫做“约翰牛”（John Bull）的人物。这位倔老头脾气暴躁，质朴率直，比较实际，喜欢虚张声势也很执拗，但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以后，人们习惯把英国、英国人称为约翰牛。有意思的是，英国佬（约翰牛）把中国人称为“John Chinaman”（约翰·查纳曼，或约翰中国佬）。
提到“雾”，涉及到本书的题名。英国多雾，伦敦就被称为“雾都”，这恐怕是以往人们对英国的主要印象之一。本书选取“雾外的远音”这样一个书名，就是试图把它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写照。英国和中国，一个处于极西，一个位于远东，地理上的距离很远，当然是相对于欧陆国家而言的。这样就不容易听见对方的声音；而大雾笼罩，看外物的视野又受到限制。相对来说，中英直接交往就比较滞后，其程度（尤其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也多不够深广。因而历史上英国对中国一直比较陌生。当然，如今交通便捷，信息顺畅，两国直接交往已没有什么阻碍；另据报道经过环境治理，伦敦的大雾天气也早有很大改观，似乎视野由此开阔了。然而，地理距离可以缩短，而要克服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还不那么容易。同样，大雾可以消除，但心头之雾（“误”）则不易散发，这正是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亟待突破的难题，但愿由“误”而“悟”，互识互补。而倾听雾外的远音，朦胧恍惚，可能会觉得新鲜，令人遐想；同样也可能是种威胁，感到恐惧。这也是英国作家对东方（中国）世界的两种心态。
当然，“距离”未必是坏事，“距离”还能产生“美”，能够促进互相吸引，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那些“距离”形成的原因与实质，进而寻找克服的策略与途径。由中英文化交往史上观之，有的“距离”好似深渊，因为它纯粹出于偏见。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论是“宽厚仁慈”还是“鲁莽粗暴”（毛姆笔下这两类人很多），都免不了要露出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文化优越感。而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偏见更多。上文提到的民族性格恐怕是一个原因。比如，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号上刊登了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还有一幅漫画，上面是一个未开化的中国人，背景是柳树图案。这首诗歌对约翰·查纳曼（John Chinaman，中国佬）极尽谩骂丑化之能事，声称约翰牛（John Bull）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
英国人眼里有如此的中国人形象，当然有其社会历史原因，本书尝试做了详细分析。任何国家对异域形象的看法总是褒贬兼顾的。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往往得自于欧陆，尤其是法国。相对而言，英国舆论主流对中国的评论偏低。不过，如同欧陆作家一样，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也是赞扬者有之，讥讽者有之。两者我们都要做冷静分析。站在现代人立场上看，讥讽批评的往往也有不少精辟之论，当然也有偏见十足的言词，就像上述提到《笨拙》上的那首诗一样。赞扬的又往往出于异国情调的向往。这种文化心理由来已久。我们知道，古典时代的丝绸贸易给欧洲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新知识。中国通过丝绸这种奢侈品的间接贸易形式，给欧洲人造成中国繁盛伟大的印象。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被称为描述Cath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为欧洲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富裕强大、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与震动。
在欧洲中世纪比马可·波罗的《游记》流传更广的是另一本书，即那本写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曼德维尔游记》，这也是英国作家感知中国文化的开始。曼德维尔的这部《游记》写成后辗转传抄，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编，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貌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镜像吹嘘得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长老约翰……虽然在此之前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篇“侍从的故事”，已经描绘了蒙古大汗及三件东方法宝，但其作品中的东方还只限于印度。曼德维尔不过是个“座椅上的旅行家”，但人们丝毫不怀疑他那本虚拟游记的真实性。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真实与虚构相连，历史与传奇难分，这是中西初期文化交往表现出来的特性。随着中西交通的拓展，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关于中国著述的刊行，加之“中国礼仪之争”，促使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普遍关注。如果说，在欧洲人眼里，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所呈现的中国是东方的一个富有传奇性、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向往的乐园，那么十七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富有智慧与道德的邦国。整个欧洲到处可以听到赞美中国的声音。受此种潮流影响，一些英国作家也把中国看作是文明、理性、丰饶的国度，并对之神往和欣佩。在他们心目中，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瓦尔特·罗利爵士曾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最早都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有诺亚本人做导师，乃至今天也是愈往东去愈文明，越往西走越野蛮。”（《世界史》，1614）这种来自东方的文明之光最早展现在英人面前是1599年。这一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得到了一件“装在一只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那遥远神奇的东方中国一下子直接呈现在英国人面前：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读书”，仅凭漂亮的文章就可以考中做官。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 哈克卢特这部被称为是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的 《航海全书》，问世后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随着这部巨著一起流行。
在博学之士罗伯特·勃顿眼中，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可看做是或者概括为一种病，这就是“忧郁”。他在不朽的著作《忧郁的解剖》中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除了勃顿，约翰·韦伯也认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托马斯·布朗则以其医生的科学精神对中国那些精美瓷器的制作工艺详加考订。可以说对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而言，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十七世纪后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1687年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年代。这一年有个南京人沈福宗访问了英国，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并受到盛情款待。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也是这一年，中国的儒家学说从此在欧洲广泛传播。翌年6月巴黎出版的《学术报》上有篇文章讲：“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从那时起，西人普遍关注起中国的精神文化，本书对此做了详细分析。
英国散文名家威廉·坦普尔就仔细读过柏应理等人《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并特别欣赏儒家所主张的“为政在人”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艺术文化，抑或哲学医学等等，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崇敬中国的孔子，称孔子具有“突出的天才，浩博的学问，可敬的道德，优越的天性”，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他还特别推崇中国的学者政府，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钦羡在他的身上臻于顶点，他甚至说中国的好处是“说之不尽”的，是“超越世界其他各国的”，而这些无不出自他那独有的、世界性的眼光。他的那句“从中国一直到秘鲁”，几乎成为十八世纪一般文人的口头禅。连大名鼎鼎的约翰逊博士也倡言：“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二十世纪大诗人叶芝在诗里写道：“从中国到秘鲁的宝座上，坐过各种各样的皇帝……”。
作为中英文化关系上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坦普尔视野开阔，他说过那些遥远的民族不但可以提供一种异域生活的景象，而且可以启发对自身的反思。他的意识也是先进的，他讲由于商务往来，各种不同教义、习俗与仪式相互影响，各国人民加强了和平友好的联系，好像变成了“世界公民”。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何其诱人的理想。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普罗塔克等先哲就有所涉及。英国作家中，培根、坦普尔、约翰逊、艾狄生等都发表过相似的见解。而那多才多艺的哥尔斯密更是将他最初刊登在《公簿》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成为十八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哥尔斯密采用“中国人信札”这种形式，当然并非他的独出心裁。十八世纪欧洲文坛，借用古老的中国题材，注进现实的批判内容的作品有不少。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在不同文体的作品中，借助中国事物，营造浓郁的东方情调（异国情调），针砭社会弊病，形成了他那嬉笑怒骂、犀利机敏的文风。还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央斯的《中国人通信》等，都假托中国人（东方人）出游西方，以中国人（东方人）的眼光来观察西方社会，对欧洲文明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
十八世纪的不少欧洲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想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比如十九世纪散文家兰陀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二十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重现了十八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这其实也是一种异国情调。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追求的更是这种异国情调。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园林艺术。那时在欧洲各国建造了不少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建筑。上文提及到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就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他创造了一个词“Sharawadgi”来表达这种有别于欧洲讲究规则对称的美。这个词在艾狄生看来，“乍一看让人浮想联翩，只觉其美不胜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
    坦普尔之后，艾迪生、蒲伯、约翰逊、哥尔斯密等英国作家都对中国园林艺术给予关注。有一个研究观念思想史的学者勒夫乔伊还提出了一个令文化与文学史学者无法忽视的话题：英国或欧洲的浪漫主义，是否曾受到中国园林艺术的某种启发？他的细致追溯证实了这一点，即欧洲新的浪漫主义审美理想的形成，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中国园林艺术以及建筑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所谓的罗可可风格。当然，欧洲人并没有学到中国园林艺术的真谛，他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仅仅是摒弃法国古典主义的勇气，其主要表现便是以不对称代替对称，以曲线取代直线，以凌乱对抗规整。实际上，中国的园林讲究的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大自然的无限。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艺术的原则和手法，欧洲人并没有学到手。
十八世纪末以后，随着“中国热”的降温，中国园林的影响也随之失去往日的风采。中国园林和建筑是在中国文化被欧人更加了解之后才贬值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被西方以武力逼迫得屈服的时候，欧洲人心目中的乌托邦消失了。中国园林的热潮很快过去，人们甚至为过去如此迷恋这个孱弱的民族而感到奇怪。中国园林没有变，变化的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而蒸汽动力应用于制造业和海轮运输，从而造成了自从农业发明以来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最大改变。这样随着西方商人与旅行家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的理想主义报道即被忽视。商人们只对贸易和赢利感兴趣，向东方和中国索求的是财富，从而丧失了对东方文化的注意力。其中，1793年，这一年具有历史意义，法国进入大革命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随之达到高潮；同一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希望访华，因遭遇天朝封闭体制拒斥而失败。一年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构成欧洲改变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的历史性转折。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书籍在英国纷纷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们渲染的令人仰慕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竟然毫无进步……
所以，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越来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看作是停滞不前、落后的，而且是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传播的国度。当时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印象极其糟糕。他们用来表达对中国人看法的词一般都是“野蛮”、“非人道”、“兽性”。总的说来，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也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里展示了神奇的异域风情，但在德·昆西那里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作“未驯服的”的“蛮族”看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口说“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古典作家的兰陀，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就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这在当时英人心中是何等的刺耳。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则谴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中国皇帝在他心目中是勤劳的伟人，中国的科举取士则为他的文人英雄论作了注脚。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小说家梅瑞狄斯从中国瓷盘上的柳景图案获得灵感启示，创作了其小说代表作《唯我主义者》，将自己个人的巨大精神创痛和哲学研究变形为艺术，以警戒世人，评价时代，并以此说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过程中父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本质。
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遥远的异国，在与西方文明迥异其趣的古老东方文明中找寻他们自己的艺术理想。王尔德向往东方艺术，并从老庄学说中找到了思想共鸣。然而，这种美好的艺术理想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黄祸论”中，显得非常脆弱。这里，颇值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几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如盖伊·布思比和威廉·卡尔顿·道、玛丽·冈特等，涉及中国题材创作时，均怀着极深的种族主义偏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而另一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那个“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则是坏蛋中国佬的典型。傅满楚形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对华恐惧的投射的产物，影响深远。这一人物还出现在影片、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欧美世界可谓家喻户晓。
不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布战争和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氛围中，英国作家迪金森则通过其作品表示了对西方文明的忧思和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从而再现了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关于中国的理想景观，同时也预示着二十世纪的不少英国作家对中国（当然是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的向往之情。
对东方中国的新一轮希望，以一战的爆发为标志逐渐得到证实。发生在1914—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打击。
这让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方式，加之一些明智的欧洲人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使得欧洲人在孔子、老庄和墨子学说中发现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英国思想家罗素就认为，为了使中国能有机会提供拯救危在旦夕的人类文明的妙方，就必须证明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华民族至少也不比西方民族低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是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教训和惩罚，而是对珍贵文明的野蛮摧残。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来中国追寻着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烂，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怀抱中国梦想终身的新批评家瑞恰慈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顿、依修伍德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卡内蒂等则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国文化的“碎片”。 詹姆斯·希尔顿则第一次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绘了东方群山之中一个和平、安宁之地——香格里拉（Shangri-la），为西方世界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不管西方作家以何种方式来接近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都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都热衷于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到中国。二十世纪西方作家是怀疑和探索的一代，尽管他们因着不同机缘，不同身份离乡远游，但多半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颠覆，出于对“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各各走进了中国，而把中国确认为寄放自己梦想最合适的所在。不过，他们虽然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逃离感，怀着对异国文化相异性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投向中国，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和中国“融合”，无法不受自身视野的局限，也难以突破自身文化属性的限制。英国作家是这样，西方其他国家的作家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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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488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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