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

叙旧文丛

作者:肖伊绯 著

编辑:徐建新

ISBN:978-7-5334-6925-2

定价:39.00元

出版时间:2015-09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标签: 周作人鳞爪苦雨

关于本书

 编辑推荐:《苦雨斋鳞爪》作者肖伊绯,系现代学术文化史方面的著名独立学者。作者善于搜集、钩沉史料,善于考辨和发现,有助文史研究;善于敷衍成文,趣味盎然。

内容简介

  此书为作者近年新发现、整理、考证的有关周作人的史料论集,分三辑撰写,对于今人清晰了解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其中涉及周作人“落水”前后的一系列事情的多篇文章,很有价值。

  作者简介

  肖伊绯,四川成都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曾游学法国、印度等地,长期从事人文领域多学科互动研究,特别关注民国思想史、公共史学、园林美学等多个专题研究。已出版专著、编著约20部:《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民国温度》《民国笑忘书》《听园》《胡适的鳞爪》《民国斯文》《1939最后的乡愁》《苦雨斋鳞爪》《左右手》等。

目录

诗案•微痕
周作人的八幅自寿诗手迹
周作人之死与八十自寿诗
周作人的五封遗札
文案•遗绪
周作人读《游仙窟》
周作人与“珍本丛书”
周作人《雅言》疑案
周作人的苏州之旅
佚案•秘境
周作人:北伐与“北大消灭”
周作人专访稿发现记
周作人“新闻读者的苦口谈”之讲演
周作人“落水”备忘录

精彩节选

  周作人的八幅自寿诗手迹

  ◎1934:打油诗中知天命

  1885年1月15日,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到1934年1月13日,其五十虚岁生日将来之际,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体”的打油诗体式,于1月13日吟咏自己的五十大寿,自寿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周作人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闲聊罢。此诗表现了周五十岁时的心态与情态,可谓其后半生人生态度的一份宣言书。

  诗中的首联,其实概括了周氏家族中一个流传的典故。据说在周作人出生当晚,一个族叔外出到半夜才回来,走近堂内的门时,他似乎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而周就恰在此时降生,所以周常说自己是“老人转世”。但其族人们却以讹传讹,将“白胡老人”说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后来周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做的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诗’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这个典故。”

  又过了两天,周作人在家设五桌酒席宴请亲友,当日,他又用13日做的诗的原韵写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这两首“自寿诗”写成后,曾在第一首诗后加了个后序说:“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寿诗,仿牛山志明和和尚体。录呈巨渊兄一笑。”所谓“牛山体”是指仿南朝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诗的风格写成的。诗写成后,周开始抄赠友人。第一首后所加小序中所称的“巨渊兄”即赵巨渊,他把周抄赠给他的题诗,又寄给了上海《现代》杂志。这本杂志的编者施蜇存和杜衡,也是周的友人,迅即就在当年2月1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上,将其影印刊载出来,并改题为《五十诞辰自咏诗稿》,署名知堂。他们为之还专门做了一期“周作人五十诞辰之祝贺”的专版,除此题诗之外,还有周与家人的合影,甚至把他五十寿宴的请帖都影印了出来。

  ◎1934—1964:八幅题诗三十年

  直至今日,就现存的周作人自寿诗手迹来看,从1934年到1964年,从其50岁到80岁的30年间,都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题赠友人。由此也足见这组诗的声名远播,几乎就成了周一生诗文行迹的代言之作。在目前已知的,共计八幅周氏自寿诗手迹中,除了有一幅自题自留的写件之外,以及送给赵巨渊的那幅之外,还有六幅题赠友人之作,可以在此约略介绍一下。

  这六幅手迹中,其中四幅是后来赠送给日本友人的。其一为款题“武者小路先生哂政”,受赠者为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小说家,剧作家。其二款题为“福田先生雅令”,钤有“知堂八十以后作”印鉴及“甲辰仲秋”的落款,知此书应写于1964年秋。这位“福田”先生,可能即指福田清人(1904—?),他是当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主办方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职员。其三款题“关桥先生哂政”,则待考。但从钤有“知堂五十五以后作”的印鉴来看,这幅题字也作于1939年之后了,当是奉题应酬之作,并非五十岁生辰当年的赠题之作。其四款题“冈田先生哂政”,受赠者可能是冈田武松(1874-1956),日本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曾是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二次协议会的日方评议员,在1938年12月的会议议事录上,曾与周作人同列一册。

  题赠国内友人的那两幅则比较特别,一幅是周早年赠林语堂的,另有一幅是周晚年赠鲍耀明的。赠林语堂的那幅自不必说,后来引发的众多文人唱和与争论的所谓“自寿诗案”,正源出于这幅作品。这场“诗案”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林语堂。此时林语堂在上海筹办小品文半月刊《人世间》,自任主编,于是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他特意邀请了很多文人写诗唱和,并在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刊出,周题诗手迹的影印件随之公布出来,周还特别为之重新拟题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同期《人间世》上,还刊载了刘半农、沈尹默和林语堂的唱和诗。

  而另一幅新近公布出来的周作人自寿诗手迹,则是周于1960年题赠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据周1960年10月13日致鲍耀明信,则可约略知道1960年这幅题诗的来龙去脉。信中提及:“命写旧诗,兹以曲园旧笺(系曲园后人用旧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写一通,聊以塞责,只有墨而无宝也。该笺疑用的是洋红(?),恐不能付袜,裱了怕沁。”

  这幅题诗的确很特别,没有上款,没有“自寿诗”之谓,也没有后来改题的“打油诗”之称,确实也没有装裱,哪怕是简单的托裱也没有,只是两张原样的薄薄笺纸。题诗的笺纸确也特别,为红格信笺,笺右侧上方印有“仿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左侧下方印有“曲园制”字样。这种笺纸,其实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所制;而之所以在民国时代还能用到这种“前清遗制”,则有赖于周作人的学生、俞樾曾孙俞平伯(1900-1990)的重印。

  1930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其中就附印了这种笺纸。俞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出卖信纸”的小文章,其中提到,“我有一种旧版新印的信笺,大家一商量,大可出卖,而且莫妙于沿街兜卖。其时正当十一年四五月间”。可见,这种俞氏家族“旧版新印”的笺纸,最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就面世了;而俞本人手头存有一些,并将之赠予其师也是人之常情。20余年后,周应香港新朋友之请,拿这特别的笺纸来写当年的“自寿诗”,自是别样风味罢。只是从笺纸的行格布局来看,一首自寿诗写完刚好合适,别无空处题写赠言之类;再以美观角度而言,着实再也写不下多余的行款、题款、落款来了。但就书法的精深醇熟而言,时年75岁的周来写当年的五十自寿诗,的确已臻至化境,老笔成精矣。

  ◎1944:出任伪职再打油

  以上这八幅自寿诗一一看毕,似乎仍意犹未尽,按常理推测,周作人应该还会有自寿诗的再续之作罢。其实,当周60岁寿期临近之际,无论是他的故友新朋之间,还是普通读者之中,也都在揣测与议论,看是否又有所谓“六十自寿诗”之类的新作问世。

  1944年9月,周作人果然又辑录了24首打油诗来发表。发表时特别声明,这次辑录的打油诗与六十自寿无关;而且先前的五十自寿诗,也是林语堂“硬说”的,原本也只是打油诗而已。在这份特别声明中,周氏竭力说明了不再写自寿诗的原因,归结起来,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那两首诗发表之后,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闹嚷嚷的一阵,不久也就过去了,似乎没甚妨害,但是拨草寻蛇,自取烦恼,本已多事,况且众口烁金,无实的毁谤看似无关重要,世间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发生,不是可以轻看的事情。鄙人年岁徒增,修养不足,无菩萨投身饲狼之决心,日在戒惧,犹恐难免窥伺,更何敢妄作文诗,自蹈覆辙,此其一。”二是“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从那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算起,到现在才有六年,若是六十岁,那岂不是该是民国八十八年么。六十自寿诗如要做的话,也就应该等到那时候才对,现在还早得很呢,此其二。”

  如果说第一条理由尚可理解为,那是一位闲逸之士不愿招惹事非,但求耳根清静的尘外之想;那么,第二条理由则颇令人不解,原来这位一直活跃在沦陷区文化圈子里的人物竟然出家做和尚了?而且出家为僧的时间,恰恰在他五十五岁之后,即1939年之后,这又做何解释?

  返观史料与史实,周作人自认的所谓“僧腊”之始,却正是其投日事伪、锋头正劲之时。此时,他已经先后出任日系势力控制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北京大学筹备员、伪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理事、评议员等一系列伪职了。在其“僧腊”的第二年,也即1940年12月1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从此,他有了正式的汪伪政权行政职位,成为行政“长官”,而不再仅仅是担任由日伪势力管控的各类文教、社团类职务。

  此后,周作人又出任新民总会委员、伪华北综合研究所副所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北京图书馆馆长、《华北新报》理事及报导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安清道义总会顾问等伪职。如此看来,实可谓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其文化影响力在沦陷区正逐渐“壮大”起来,而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什么闭门谢客、“出家为僧”之状。

  还有一些善于揣摩“微言大义”的研究者,声称周作人所谓的“僧腊”计算方法,是暗示“出家”即为“出山”之意。这种观点认为,在北平沦陷期间,周作人等遗留在此的文人群体皆自命为“遗民”,有某种清初明末的“遗民”情怀。在这个“遗民”圈子里,他们心照不宣的默认,“闭门谢客”者即如同明末“逃禅”的狂士山人,“出门做事”者即如同明末出山迎奉清廷的“新民”。换句话说,周作人认为只要不再“闭门读书”,走出家门,即是“出家”;他投日事伪之时,即为“僧腊”之始。当然,他或可称自己有某种“家累”之苦衷,还有某种“道义事功化”之信条,只能“出家”去追求事功。不管怎么说,周作人的“出家”,就是“出门做事”的意思罢。

  无论这种文化想象式的揣摩,是否理据充分,但也总算是把“出家”与“僧腊”的关系,联系了起来。曾以明末遗民自命也罢,再以事功“新民”自许也罢,周作人终于“出家”,已成定局。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一点,周作人的“出家”,与“出家为僧”不是一回事儿。那么,他刻意提出“僧腊”一说,来含糊其辞,来故布疑阵,这其中又有何奥妙呢?

其它信息

页 数:244

开 本:32开

字 数:140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