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蔡登山先生为了写好张爱玲，“侦探”般不断“重返现场”，几度走访了张爱玲在上海住的常德公寓等地，去体悟张爱玲的隐秘心曲，并以此为媒介，以考证为基础，来弥缝历史的罅隙。

本书是台湾文化名人蔡登山对张爱玲和其小说《色•戒》的历史背景的考证和评价。作者通过对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史料钩沉，层层剥离出小说虚构的原型，认为张爱玲写易先生和王佳芝，其实是了断自己与胡兰成之间一段失败的情缘。作者掘隐发微，如侦探断案，探究了张爱玲的隐秘心曲，有助于更好了解张爱玲和她笔下的作品《色• 戒》。

作者简介

蔡登山，1954年生，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等职。1993年起任《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制片人及编剧，该系列荣获1999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2002年起制作《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著有《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往事已苍老》《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百年记忆》《鲁迅爱过的人》《临水照花人——<色·戒>中的郑苹如与张爱玲》《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名士风流》《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重看民国人物》等。

“穿、插、藏、闪”看张爱玲（代序）
一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
二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
三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邨与李士群
四  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
五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
六  重寻《色·戒》的历史场景
七  刺丁案的几种描写
八  张爱玲的偷梁换柱
九  从《色·戒》看张爱玲的爱情投影
十  平心论《色·戒》
附录一  《色·戒》故事梗概
附录二  陈霆锐笔下的郑苹如
附录三  难忘两代情
附录四  一篇散佚半世纪的《郁金香》再度飘香

• 代序

“穿、插、藏、闪”看张爱玲（代序）
 
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一些报人写小说，他们对于时政及社会秘辛知之甚详，但又不能指名道姓地直接写，于是将“真事”改头换面，人物也改名换姓。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出来，它所影射的人物高达二百余人，其中还相当多的人物，如洪钧、赛金花等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而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亦是此类的小说，该书写了晚清的梁鼎芬“让妻”给文廷式的事。梁鼎芬字星海，文廷式字芸阁，吴趼人以“温对凉（梁），月对星，江对海”，以“武对文，秀对芸，楼对阁”，于是到小说中就成为“温月江义让夫人”，让给了武秀楼了。
名作家张爱玲、苏青辈都擅长写此类小说，《小团圆》《续结婚十年》都是她们自传体的小说，熟悉张、苏两人生平及交游的人，不难看出小说所指涉的“真正”人物。比如《小团圆》中，乃德，影射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蕊秋，影射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楚娣，影射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九林，影射张爱玲之弟张子静；汤孤鹜，影射周瘦鹃，时为《紫罗兰》杂志主编；文姬，影射苏青，时为《天地》杂志主编；向璟，疑为影射邵洵美，三十年代诗人；汝狄，影射赖雅，张爱玲第二任丈夫；虞克潜，影射沈启无；荀桦，疑为影射柯灵，时为《万象》杂志主编；燕山，影射桑弧，电影导演；邵之雍，则是影射胡兰成。《小团圆》是自传体小说，无庸讳言，有它指涉的对象，但张爱玲写起小说来，充满想象力，“穿、插、藏、闪”，一直是她的拿手绝活。因此《小团圆》书中，即便你对出“实际”的人物，有些事你还是无法“一一覆按”的。
至于张爱玲的《色·戒》是否取材于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案，随着李安电影《色·戒》的卖座，而广泛地被讨论着。虽然二〇〇八年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公布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张爱玲给宋淇的信说：“那篇《色·戒》的故事是你供给的，材料非常好。但是我隔了这些年重看，发现我有好几个地方没想要，例如女主角的口吻太像舞女妓女。虽然有了perspective，一看就看出不对，改起来也没这么容易。”而早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宋淇在香港九龙“富都阁”酒店接受水晶先生采访时，宋淇一谈到《色·戒》，便说：“那个故事是我的故事。”宋淇说：“那几个学生所做的，就是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那时候燕京有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单位，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湘德……他是一个头子……在天津北京‘哐、哐、哐’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其中有个开滦煤矿的买办，姓魏的，有两个孪生的女儿，很漂亮，是我在燕京的学生，上面一看，也不像，就给放了出来。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邨。”
宋以朗说：“若要从头说起，可以上溯到一九五〇年代初，爸爸在香港告诉了张爱玲一个故事，当时他只说是‘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叫《Spy Ring》’，张爱玲听了很喜欢。”一九五三年张爱玲开始构思这篇短篇小说《色·戒》。但一九三九年底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事件，当年在上海沦陷区是“遐迩喧腾”的大事，即使那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有可能根本未曾听闻。但后来她和胡兰成交往，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在其《梦影录》一书中，就提出：“我一直认为《色·戒》的材料来自胡兰成，因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据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而写成的。其中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因此尽管宋淇提供了故事给她，她经过不断的改写，“刺丁案”始终深植其脑海，挥之不去。宋淇最后也说：“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邨。”
“穿、插、藏、闪”，一直是张爱玲的拿手绝活。虽然她写的小说，许多故事向来都“有所本”，但她都颠覆了这些史料，她说她最喜欢“张冠李戴”。因此《色·戒》里有宋淇提供的故事，也有郑苹如谋刺丁默邨，甚至也有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只是张爱玲把这些故事糅合成自己的小说，她改写、颠覆，甚至反用了这些材料，她用了偏笔、藏笔、曲笔，来吐露自己的心曲。你无法去坐实哪些事件百分之百是根据哪些材料，你只能在她的字里行间看出某些残影，毕竟小说是小说，这是她的创作。
 
 

• 精彩书摘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般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金锁记》
 
 
半世纪后，中秋后的某个夜晚，走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看到朵云轩的招牌，不禁想起张爱玲的句子，今晚月圆如旧，游人如织，朵云轩和邻近的时装店相比，是有些冷落了，步行街上游览的观光车，取代了老式的有轨电车，自然，电车的叮当声是早已听不到了。张爱玲的上海毕竟是过去了。
早在十三年前为拍摄《作家身影》纪录片，就曾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名作家穆木天认为北京的“胡同”、广东的“里”、和上海的“弄堂”，各自有着不同的情趣，他这么形容：“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的房子。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的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可是，那座小城的围墙，同封建的城垣不一样，而是一些朝着马路开门的市房……弄堂房子中间那些密集的房间，是有一些美丽的名称的：前楼、后楼、阁楼、亭子间……亭子间倒不像个亭子，而像一个水门汀的套椁。阁楼只是棚板上的一块空间，更是徒有虚名了。亭子间是盖在厨房【上海人称为“灶披间”】上面的一间面积一百尺左右的房间，与前后楼有一条短通道隔开，倒是“独门独房”的，也是全屋房租最便宜的。弄堂里的人家十之九都是习惯在后门出入的。后门进去就是厨房，那是主妇经常活动的地方……弄堂的房子是一排一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一般弄堂不会很宽，住在房子里任何房间的人，从窗口望出去，必需仰头到四十五度角才能看见天空。第二天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是整个弄堂里不调和的合奏乐。其中之一是上海弄堂特有的竹刷子洗马桶的声音。上海那时虽有“东方巴黎”之称，但绝大多数的弄堂房子还没有水厕的设备。晚上各家把马桶排列在家门口，大清早有粪车来掏去，主妇们就把空桶洗刷干净，竹条制成的刷子，碰着木桶，处处可闻，形成弄堂里的特有声响。另一种交响乐是馄饨担子、油炸豆腐、酒酿和儿童玩具等各种叫卖声，使弄堂变为特有的小天地。然后是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佣在弄堂口，后门口，互相交换和传播听来的新闻。到了夏夜，弄堂里更是摆满了小凳，随处是摇着鹅毛扇纳凉的人……
穿越了多少的弄堂，我们来到了静安路【现名南京西路】和赫德路【现名常德路】口，看到一幢坐西朝东的七层西式公寓——常德公寓，它原名Edingburgh House，虽已苍老斑驳，但仍然鹤立鸡群地屹立于路边，惯看秋月春风。它是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住得最久的公寓【一九三九年她们住在五十一室，同年夏天她远赴香港大学深造，一九四二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她辍学返沪，又与姑姑搬入六十五室，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迁出】，张爱玲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写成，包括小说集《传奇》及散文集《流言》等等。张爱玲对这公寓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看她那篇幽默风趣的《公寓生活记趣》即可得知一二。张爱玲说她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噔噔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对于这事，后来成为张爱玲姑丈的李开第说：“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我说，怎么啦，爱玲说，姑姑叫我给伊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
       一九〇七年上海就有电车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起点站就在常德公寓的静安寺路上，因此张爱玲说，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她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得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她在这里完成了小说《封锁》：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向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而也由于这一篇短篇小说《封锁》，让当时远在南京的胡兰成从藤椅上不觉地把身体坐直了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一遍，除了赞好之外，仍于心不足。他写信给小说的主编苏青，问这张爱玲是谁？之后他从南京到了上海，他到了常德公寓来，但正如苏青先前告诉他的，果然张爱玲并不见他，于是他从门洞里递进一张字条。又隔了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胡兰成，胡兰成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的美丽园【现延安路三七九弄二十八号】，离她那里不远。
       秋天的午后，我们来到美丽园，弄堂里散发出一种大户人家的氛围。三层楼的砖木结构，独门独户独院，显示当年的主人是颇有来头的。玲珑有致的阳台、八角形的大窗子，院中的玉兰树如今已高过楼顶，它们应该是见证了这对恋人的欢笑话语的。胡兰成住在二楼，如今房间格局早已改过了，不变的是那木制的楼梯，仍有他们细碎的履痕。
胡兰成当时竟想和她斗，他向她批评当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也问了她每月写稿的收入。虽然那些显得有些失礼，但珍惜之意也还是在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张爱玲亦喜滋滋地只管听他说，在客厅里她一坐就是五个小时，也一般的胡涂可笑。离开时，胡兰成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说：“你的身材这样高，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美丽园的日子，终究是美丽的、两情相悦的，在浓密的花木底下，自有一份缠绵与依恋氤氲在心头。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道：“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我爱看她穿那双绣花鞋子，是她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鞋头连鞋帮绣有双凤，穿在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她知我喜欢，我每次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要穿这双鞋。”
       之后胡兰成来到常德公寓看张爱玲，胡兰成登门入室，这样说：“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的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四〇年代另一位“海派”男作家李君维也到过张爱玲的客厅，他说：“我有幸与张的好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大楼，在她家的小客厅做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张爱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时流行的大圆角缎袄，就像《秋海棠》剧中罗湘绮所穿的，就是下面没有系百褶裙。”
       胡兰成与张爱玲曾在这里的阳台上眺望红尘蔼蔼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胡兰成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而张爱玲也曾感慨地写下如下的心境，她说：“她【苏青】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了，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我看苏青》，一九四五年四月《天地》第十九期。】
抗战胜利前夕，胡兰成预感有朝一日，大限来时夫妻各自飞的日子来临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地回到上海，在常德公寓张爱玲的住处住了一晚。那是爱玲到温州千里寻夫，并伤心而别的八个月后。当时他们的感情早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了。当晚他们分房而睡。第二天天还未亮时，胡兰成来到爱玲的房中，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不是缠绵绯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他也许想不到，这竟会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别了。女作家淳子不无感慨地说：“沦陷的上海，有的革命，有的醉生梦死，充满了世纪末的荒凉和疯狂。也许是没有了明天，便不肯放过今天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无可救药地爱上，像《倾城之恋》的一双男女，千百人的死，千百人的痛苦，只为了成全她和他。”
       一九四八年张爱玲和她姑姑从常德公寓迁出后，就曾搬到华懋公寓小住，也就是现在位于茂名南路和长乐路交叉口的锦江饭店的北楼。在华懋公寓的街角有座兰心剧院，它从一九三三年后专映外国影片，一九四〇年上演过于伶的《好公寓》、曹禺的《日出》等话剧。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就是在这里排演的。而这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后来在新光大剧院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当时应该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华懋公寓之后，他们又搬到南京西路梅龙镇旁的重华新村小住。学者陈子善教授说在重华新村的窗口，张爱玲和她姑姑曾看着解放军进城。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搬到南京西路附近，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现名长江公寓】的三〇一室。在这里张爱玲重拾旧笔，写下后来喧腾一时的《十八春》【也就是后来依此改写的《半生缘》】，只是当时只能用笔名“梁京”发表。当然最后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艾》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他也很想安排她到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因为有些人认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但张爱玲还是深感无处容身，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她以恢复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永远地离开了上海，离开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弟弟张子静在她离去之前，曾经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张子静后来回忆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漠然良久作为回答……”
而到一九五二年八月间，张子静从浦东过江来到卡尔登公寓找张爱玲，姑姑开了门，一见到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是的，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过。几番风雨海上花，张爱玲这一走，真的是再也没有回头了！她挥别她心系的上海，挥别她的亲人，更挥别了她的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惘然。

装 帧：精装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