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完颜绍元，1955年生于上海。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任职，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业余从事历史和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撰述，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纪实丛书”、《民国军政要人的归宿》《军统巨枭毛人凤》《王正廷传》及《中国风俗之谜》《千秋教化》等，部分作品有港台版和英文版。
目录
丛书总序/ 石源华
第一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家世传奇
上海求学
入北洋学堂
梦想和努力
第二章 徜徉在基督与革命之间
执教长沙
参加同盟会
留学美国
第三章 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
民国第一任外交官
局部停战的妙用
起草“立国文献”
孙中山信任的人
第四章 从民初政争到护法运动
迎袁惊变
从总长到议员
反对大借款
“法律讨袁”
北京政潮
广州护法
第五章 抗争凡尔赛
华盛顿游说
出使巴黎
“美国路线”
“公理”的倾斜
拒签和约
疑义相与析
第六章 折冲京华
载誉归来
太平洋会议筹备处顾问
鲁案善后督办
艰难的中日谈判
“行至一池动荡之水”
主持中苏交涉
寒冬日本行
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轩然大波
第七章 流产的“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
再任外交总长
驱逐溥仪出宫
痛悼孙中山
第八章 自北徂南的转折
出任中苏会议督办
五卅惨案善后交涉
主持关税特别会议
三任北京外交总长
秘而不宣的使命
蒋介石、宋美龄证婚人
第九章 开辟民国外交的“新纪元”
党家庄会议
“不名一派”论折冲
突破英美拔头筹
关税自主的实现
撤废领事裁判权交涉
第十章 曲折反复的中日谈判
针尖对麦芒
矢田铩羽萨家湾
翻云覆雨识田中
暗度陈仓重光葵
神秘的佐分利之死
第十一章 长嗟中东路
风云变起哈尔滨
苏联对华绝交
外战内争交响曲
可怜无定河边骨
伯力城下之盟
第十二章 金瓯缺处志未成
收回租界租借地
最后的抗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李代桃僵
“阳秋贬笔未宜多”
第十三章 持节余韵
绿茵场风云
柏林奥运会
出使华盛顿
时不利兮奈若何
第十四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隐退山城
折戟中国大学
心冷英伦
尾声 恬淡而充实的晚年
附录一 王正廷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节选
文摘一
总序（节选） |石源华
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比起他们的先辈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是在封闭的“大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外交家曾经历了三个时代。笔者在研究中着意于将民国职业外交家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说明和论证民国职业外交家新的历史特征。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早在秦汉以前就与周边邻邦及中亚细亚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中国的对外联系远及西方，相传曾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盛唐时代，中外交往进入鼎盛阶段，远近前来通好的国家多达４０余国。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再次形成高潮，元蒙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海陆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中国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驭八荒，怀柔万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郑和七下西洋，交往国家之多，航行规模之大，对外声势之壮，开创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外交家是中国天子的代表，“天朝上国主义”是他们处理外交问题的总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他们观察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 是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夷夏大防”“王者无外”是他们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在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为炫耀封建王朝的权威和盛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除了“朝贡”关系外，几乎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晚清时代，帝国主义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与古代外交家一样，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东来和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不能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应对方策，依然是满脑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把外国来访的使节当作“向化来朝”的“贡使”，甚至为了坚持外国使节不得进京、谒见皇帝须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陈腐的礼仪，与西方国家为此发生严重争执，时间长达150年，不惜牺牲重大外交权益。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昏庸无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态百出，使他们的名字与近代中国外交丧权辱国的耻辱共存于世。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较快地从中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戏。如郭嵩焘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曾纪泽虎口夺食，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给沙俄的新疆伊犁领土；杨儒在对俄交涉中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薛福成有智有谋，索还滇缅边境大批国土；黄遵宪尽忠职守，对外交涉成绩卓著等等，尽管他们在整个晚清的外交家中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近代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的某些外交思想和主张也为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
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是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面临着不同的国际背景，背负不同的民族使命，具备不同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贡献，因而他们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彩的个性形象的群体。
文摘二
风声雨声读书声|完颜绍元
家世传奇
宁波旧为府治，共辖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当地童谣传唱的“四大佬”中“四大佬”中另外两位是定海朱葆三、镇海虞洽卿。奉化籍的就占了两个——民国外交王正廷，及后来居上的蒋介石。蒋介石的故里在奉化溪口，王正廷的故里在溪口以东的白杜税务场（今奉化市西坞街道税务场村）。王正廷自述，他出生于一个有着六十三代家谱记载的家庭，最早的王家祖先居住在山东。南宋末年，正当蒙古骑兵挥师南侵时，他的第三十六代祖先于兵荒马乱中死在湖北，临殁前把两个儿子和一部家谱托付给一个忠诚的仆人。小哥俩大的十一岁，小的才七岁，由仆人领着往南方逃难。三人在南昌遭遇蒙古骑兵追堵，慌乱中哥哥就此离散失踪，弟弟由仆人保护，一路行至奉化白杜定居下来。迄清朝光绪八年七月廿五日(1882年9月8日）王正廷诞生时，这支由江汉逃生来的奄奄一脉，已经在白杜定居了六百多年，繁衍成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了。再说奉化王氏始迁祖的因遭遇蒙古骑兵而离散的哥哥，王家老仆最终放弃了找到他的希望，然后在自知不久于人世时，把那部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家谱交代给了小主人。谁知六百多年后的一天，王正廷在上海与他的老师王勋闲谈间，居然听到了一个完全一样的家族传说：南宋末年，王勋的祖先和弟弟由一个仆人照顾着逃难，被蒙古骑兵冲散后，他随着难民队伍一路向南，最终在广东东莞安了家，至今已居住了二十代。不幸的是，他们没有祖先到达东莞之前的家世记录。照王正廷看，这恰好是家谱已经随着弟弟被仆人带到浙江的印证。据此，王正廷后来与另一位也是出自东莞王氏的著名外交家、国际法学家王宠惠认作本家，并在英文自传中自豪地写道：“我们王氏家族曾经出过无数的知识分子，其中的许多人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例如，王宠惠博士是中国顶尖的法理学家，他是我的一个弟弟。”
上海求学
王正廷故居，今奉化市西坞街道税务场村（《宁波帮》杂志社提供）王家在白杜落户的地方叫税务场，以其地处交通要冲，官府一向在此设有向过往客商收税的税署而得名。明代时王家曾因帮办税务而兴盛，后来丢了差使，便一直靠耕种土地维持生计。直到晚清道咸时，王正廷的祖父王世官带着妻子儿女迁居宁波城里，世代务农的命运才开始有了转折。当时宁波已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陆续跑来，以办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王世官全家受洗皈依基督教，王正廷的父亲王际唐被送进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宁波创办的三一书院读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和演说家”《顾往观来——王正廷自传》（中文版），第12页。，最终成为以传道为业的教堂牧师。王际唐娶家住宁波章桥的施幼娴为妻，夫妇共生育五子六女，王正廷在兄弟中排第三，表字儒堂，一字子白。长兄名正庸(1869~1931)，字儒怀，一字子青；次兄名正康（1874~1921），字儒康，一字子平；四弟名正黼（1890~1951）,字儒冠，一字子文；五弟名正序(1893~1984)，字儒奇，一字子章《顾往观来——王正廷自传》（中文版），第234页。。出生在宗教世家的王正廷，自小便受洗成为基督信徒，且常随家人参加在圣公会教堂内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由于天资聪颖，他对教义的领悟较深。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学校读书，老师就是他的大哥王正庸。随大哥念过四年经史国学后，又前往上海探求格致西学。先随已经在上海圣约翰学院学习的二哥王正康学习英语，一年后进入一所由教会举办的英文学校。少年王正廷在上海学习努力，参加宗教活动勤勉虔诚，颇得校方赏识。为时近三年的中学学习，为其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
入北洋学堂
光绪二十年(1894)，王正廷在上海求学期间，中日战争爆发了。他每天去学校阅报室阅读各种报纸，关注着海陆两个战场的态势变化。清朝官兵丧师败绩的噩讯接踵传来，外文通讯和评论对清朝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战争中暴露无遗的腐败落后所给予的嘲弄，有如雷鸣霆击，催醒了王正廷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翌年，深受《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思潮激荡朝野，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工科学府——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堂”）在此背景下于天津创立。禀请办学的津海关道盛宣怀自任督办，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蔡绍基为教导主任，特聘美国教育家丁家立任总教习。王正廷顺利通过了蔡绍基亲自来上海主持的招生考试，成为该校预科新生，不仅全免学费并提供住宿、课本、文具，而且每月发二两银子作零用钱。不久，他和同一批录取的同学一起，由蔡绍基带领，登上了北上天津的航程。
北洋学堂的学科和修业年限均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学制为蓝本设计，教授亦多从英国和美国聘请过来。第一年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在预科部上课，到学期末，凡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会自动地升入更高的年级。所谓学业，不仅指这些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的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地理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还包括足球、篮球等一系列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和军事操练。那个年代学者应有的形象是“清秀儒雅”，所以来到北洋学堂的学生大都是单薄孱弱，长袍加身，白净的手上还留着尖尖的长指甲。为了改变学生们的面貌，校方下了死规定，那就是把体育和军训作为日常课程的一部分融入学生的生活，只有在课业成绩合格、身体测试也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升入更高的年级。王正廷似与新式体育有缘，很快便迷恋上了这些运动，体魄亦得到积极锻炼，“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长高了一尺多，几乎增加了一半的体重”这种对体育运动的爱好，王正廷终身不辍，如网球、室内游泳等项目，近乎健将级水平，成为他日后能为近代中国新式体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之一。
入学第二年，王正廷凭借优秀的课业和体育成绩，提前升入设有法律、工程、机械、铁路等科系的本科。最先王正廷选择的是修习铁路专业，这同他从小就期望在交通航运上做番事业的夙愿相吻合；而且铁路班是应京奉铁路局的要求而开设的，毕业后便有从业和深造的机会。但可能是受到戊戌变法以喋血而告流产的刺激,王正廷关注祖国前途的视角逐渐从改良社会转移到了改革政治上，最终选择了专修法律，而且因为学勤绩优，得到来自英国的两位教授坎特(一译肯特)与詹姆斯的青睐，专门为他开设了指导学习第二年法律课程的“小灶”。同时他对自办中国现代交通业的热忱始终未泯，后来有不少这方面的活动和建树，此为后话。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席卷天津，城厢内外到处是“拳民”的坛口，火烧洋教堂的风潮蔓延，西门里、马家口、小洋货街、西沽……处处烈焰灼天。丁家立唯恐“西学学堂”遭受池鱼之殃，忙关闭校门，严禁学生随意出入。即便如此，王正廷和同学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围墙外的动荡。外文报纸上充斥着对“拳匪”的谩骂，呼吁“严惩痛剿”。5月底，卸去炮衣的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海面上。6月初，陆续开进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已达两千多人。乌云在津沽上空聚集，恐惧不安的气氛在校园内弥漫。对此亲历的巨变，王正廷日后在自传中有过详细追述，并认为义和团原本是一场旨在摆脱西方列强奴役和瓜分的爱国运动，只是很不幸地被虚荣自负的慈禧太后所利用了。可怕的一幕，终于在惶惶等待中揭开了。6月11日深夜，一阵阵密集的枪炮声把王正廷和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盘踞在天津租界的外国驻军以突然袭击中国民众的屠杀，奏响了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序曲。学校当局以保护学生免受“暴民”杀戳为由，宣布提前放假。怀着失望与迷茫，王正廷沮丧地返回上海。
梦想和努力
北洋求学被突然打断后，王正廷的人生旅途进入一个转折。多年后，当他梳理当时的心绪时，说：“我迷茫了，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继续我的学业”；“年轻人总是喜欢做白日梦，我也做我自己的”；“从我还在北洋学堂求学的时候起，我就有一个极大的梦想，想要去耶鲁完成我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当时代表中国政府把三批幼童送往美国接受教育的容闳，就是中国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尽管我的大学生活被义和团运动打断，但我的梦想从来不曾消逝”。
学堂已经关闭，官费留学自然无从谈起。以王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自费出游也绝无可能。所以王正廷认为实现梦想的第一步是应该“自己能够攒下足够多的钱来支持我完成在国外的学习，至少是第一年的学习”，以王正廷的条件，找一个酬劳相对丰厚的就业机会不算太难。1901年春天，海关公开招录职员，王正廷从考试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四等二级税务员，派到胶州海关报关处工作。旧中国的海关有“金饭碗”之称，王正廷的待遇是每月二十五两“关平银”，差不多折合四十墨西哥元(鹰洋)。这对一个普通教士家庭来讲，可谓大宗收入，所以王际唐的同事都向他表示羡慕。然而王正廷的想法不同，因为中国的海关权益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即以这个“金饭碗”的内部分配而言，国人与洋员的待遇不啻霄壤。虽然这份收入使他每月可以攒下一半的钱，“但是尽管这样，也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来攒够实现梦想的经费”；而且“这个部门的工作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都是些例行公事，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未几，王正廷得知北洋西学堂停课以后，教授们各找出路，曾经指导他自修的两位，詹姆斯返回英国，坎特则留在天津执营律师业务。王正廷便给坎特去函，问能否去他的事务所做一名职员，同时继续在其指导下进修法律课程。坎特很快回信，对其求学的愿望大加赞许并答应聘用他。王正廷遂辞去海关职务，再次北上天津。王正廷在坎特律师事务所的基本工作是相关文件的中英文互译。他回忆说很喜欢这份工作，坎特不仅为他提供免费的住宿，而且给付的薪水优于海关，使他计划中攒钱留学的时间有望缩短近一半。两年后，坎特又为他找到一个受聘天津英华书院(一作中英学院)任全职教师的机会，薪水几乎翻了五倍，从而使去国外留学的准备期再一次大大缩短。无论从事翻译还是为师执教，王正廷一直在坎特指导下继续研习法律，专攻国际法，孜孜寻绎在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国际通例、主权、信实及外交法、贸易自由等造法方式和基本规则的相互作用之间。如此热忱的外在动力，来自于《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对此，日后他曾有过不无自负的回顾：自联军入京以后，蹂躏遍北方诸省。辛丑条约成，四百五十兆两赔款之怨读言，又深中乎人心。有志之士，遂奋发自强，研习外事，以为深入虎穴探取虎子之计。而国人愤清廷之无对外及立国能力，乃日以推翻满清，期另觅外交之新途径。革命空气，日益浓厚；外游学生，日益众多。中国今日外交之新局面，实已于当日造其胚胎。
“研习外事”的抱负既立，但真要走通“深入虎穴探取虎子”的途径仍有待时日。而且在改任教职后不久，王正廷又遵从父母之命，专程返回故乡奉化，与早就订亲的表妹施美利完婚。翌年，长女安庆出世，从此又增加了抚养家小的责任。
好在一时外游不成，也使王正廷另有所得。一是数年的教学生涯不仅促成其英文造诣在讲、读、听、写等各方面得到提升，而且使他借此机会与学院院长赫德（一译哈特)博士等一批外籍人士有了交情，在他们的指导下自学了法语和德语，还在走出国门前先积累了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二是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为实现向远东拓展会务的计划，先后派遣美国籍干事来会理和穆德等人来中国活动。笃信基督教义的王正廷经人推荐，与之一拍即合，不久便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城市组织——天津基督教青年协会的“队长”。这是他所任的诸多社会性公职中的第一个，处理公共关系的才能从此得到历练。同时，王正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这一段时日里愈益由朦胧转向自觉，终于在“义愤填膺”之际，与一个志趣相投的同事一起，毅然剪掉了后脑勺上那根“大清顺民”的标志。日后他回忆说：当他和同事以如此形象出现在学校的早会上时，马上“感觉到全场一百多学生的眼睛都死死地盯在我们的头上”。“那时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头也有可能跟辫子一起被割下来”，结果被父亲写来一封长信“狠狠地训诫”了一通。“为了使我父亲安心，同时也为了安抚我的那些焦虑的亲戚和朋友，我找人做了一条假辫子并把它缝在了我的帽子上，这样在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我就可以打扮得跟我的同胞们一样。但我已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蓄起一条真的来。”
其它信息
装 帧：平装
页 数：303
开 本：16开
字 数：272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