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陈雁，杭州人，2001年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05～2006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中方所长，国际妇女史学会（IFRWH）理事。出版专著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目录
丛书总序/ 石源华
第一章 基督家庭
牧师父亲启蒙慈母
快乐童年英文教席
留美五载文学学士
第二章 教授进士
踌躇满志执教圣约翰
进京赶考殿试赐进士
受聘商务主编大辞典
第三章 弃文从政
再度赴美初涉外交
入仕外务部执掌新闻
末代翰林联姻望族
第四章 外交部次长
外长密友不倒次长
外蒙谈判内外受制
元首外交难有作为
第五章 出使欧洲
兼使三国谋求承认
一战烽火避居丹麦
巴黎和会失望而归
第六章 入阁参政
天命之年执掌外交部
中苏交涉错失良机
对日交涉 小有成果
第七章 华盛顿会议
筹备华会左右为难
遥控华会历经艰辛
倒梁风潮备受争议
第八章 政治漩涡
政坛浮沉数代阁揆
关税会议半途而废
光杆内阁自取其辱
第九章 再事外交
暂时隐退投资津门
临危受命再担重任
国联外交其憾至深
第十章 驻苏大使
秘密谈判中苏复交
红色国度首任大使
不满政府休假回国
“挨打之后，还遭侮辱”
第十一章 抗战苦斗
孤岛上海救死扶伤
赴美活动宣传抗战
香港沦陷身陷囹圄
押返上海谢客守节
第十二章 重获新生
抗战胜利勇挑重任
民主点缀抽身而退
红区之行留意已决
迎接解放病重去世
颜氏后人各有成就
附录一 颜惠庆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节选
文摘一
总序（节选） |石源华
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比起他们的先辈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是在封闭的“大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外交家曾经历了三个时代。笔者在研究中着意于将民国职业外交家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说明和论证民国职业外交家新的历史特征。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早在秦汉以前就与周边邻邦及中亚细亚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中国的对外联系远及西方，相传曾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盛唐时代，中外交往进入鼎盛阶段，远近前来通好的国家多达４０余国。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再次形成高潮，元蒙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海陆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中国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驭八荒，怀柔万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郑和七下西洋，交往国家之多，航行规模之大，对外声势之壮，开创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外交家是中国天子的代表，“天朝上国主义”是他们处理外交问题的总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他们观察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 是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夷夏大防”“王者无外”是他们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在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为炫耀封建王朝的权威和盛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除了“朝贡”关系外，几乎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晚清时代，帝国主义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与古代外交家一样，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东来和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不能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应对方策，依然是满脑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把外国来访的使节当作“向化来朝”的“贡使”，甚至为了坚持外国使节不得进京、谒见皇帝须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陈腐的礼仪，与西方国家为此发生严重争执，时间长达150年，不惜牺牲重大外交权益。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昏庸无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态百出，使他们的名字与近代中国外交丧权辱国的耻辱共存于世。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较快地从中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戏。如郭嵩焘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曾纪泽虎口夺食，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给沙俄的新疆伊犁领土；杨儒在对俄交涉中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薛福成有智有谋，索还滇缅边境大批国土；黄遵宪尽忠职守，对外交涉成绩卓著等等，尽管他们在整个晚清的外交家中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近代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的某些外交思想和主张也为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
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是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面临着不同的国际背景，背负不同的民族使命，具备不同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贡献，因而他们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彩的个性形象的群体。
文摘二
基督家庭 |陈雁
牧师父亲启蒙慈母
1877年4月2日，颜惠庆（字骏人）出生在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身为圣公会教士的父亲，为他取了英文名字Williams，这是为了纪念父亲在教会中的好友、中华圣公会的创立者文惠廉主教（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水郡人，毕业于弗吉尼亚神学院。1834年，加入美国圣公会；1836年，被按立为牧师。1837年7月，携妻子暂寓新加坡，学习汉语，准备赴华传教。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英军移居澳门、香港和厦门。1844年10月，被祝圣为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年底偕妻子抵沪。1845年起，在虹口头坝一带租地修建教堂。1848年，向清政府苏松太道提出将虹口辟为美国侨民居留地（后称美租界），因此也被称为“上海美租界的创立者”。1853年，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一所有堂宇建筑的救主堂在百老汇路（今文监师路、塘沽路）落成，这是上海苏州河北最早建立的教堂。1852、1857年，他先后两次回美，率领新一批传教士来沪，沿长江地区发展教会。曾参加《新约》和《旧约》翻译委员会，后来退出，与裨治文合译《圣经》，并用上海方言撰写了《圣公祷》。1864年7月，在上海病逝，被中华圣公会史称为“创立教会之第一人”。
颜家祖籍山东，自称颜子后裔，大约在数百年前，颜氏一支从山东迁居福建，于厦门地区定居。清道光初年，颜惠庆的祖父颜清源（1796~1862）为躲避战乱，从厦门举家迁居上海，遂定居于上海王家码头（今上海黄浦区小东门附近），开设木棉行。祖父膝下二子一女。
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字拥经，生于1838年，是家中长子。颜永京出生的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中国决心向烟毒开战；二是1838年4月4日，世界上第一艘连续不断使用蒸汽航行的轮船“西留斯号”成功横渡大西洋，标志着人类正式迈入了蒸汽机的时代。这是两件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来说，等待着立誓“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林则徐的是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马上就将被坐着蒸汽机船远道而来的洋人轰开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泱泱华夏首尝败果，列强得以“抢滩”上海，昔日的江南小县迅速崛起为远东的繁华都市，领中国风气之先。汽船的发明和使用，使西方殖民者如虎添翼，也使中国人有机会跨出国门，越过大洋，“开眼看世界”。颜永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中国和世界都经历着巨大变革的时代，他这个木棉行的少东家因此得以经历与同时代中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青年颜永京1848年，10岁的颜永京被父亲送进文惠廉主教在王家码头设立的教会学校——大美圣公会学堂就读。这所学堂是文惠廉1845年来沪后着手设立的，系美国圣公会在华开办的首家教会学校，主要招收贫苦人家子弟。父亲的初衷也许只是想让他学一口流利的“外国闲话”，将来能够当个“康白度”（买办），孰料教会学校的教育却使颜永京最终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上帝的事业”。在学校的所有同学中，颜永京最矮小，却最聪明用功，深得同学敬佩和教习喜欢。次年10月22日，颜永京受洗入教。1854年，16岁的颜永京和同学杨锡麟一起被老师波因茨(Samual Points)带到美国留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美生活。最初在特拉华州受家庭教育，后由纽约升天教堂(Ascension Church)牧师白特尔(G?T?Bedell) 资助，进入纽约的一所中学就读。白特尔夫妇膝下无子嗣，视颜永京如己出。1855年，白特尔升任圣公会俄亥俄教区副主教，亦携永京同往，并将其送入位于甘尔比的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Gambier,Ohio）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成立于1824年，是俄亥俄州最早的私立大学，最初只是培养神职人员的男校，很快成为一所优秀的文理学院，美国第19任总统海斯即毕业于该校。就读。颜永京在建阳学院不仅成绩出众，而且热心社会活动，曾发起组织ADP兄弟会，并加入Hu Phi Kappa会。1861年，颜永京以荣誉学生的优异成绩从建阳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来，他的弟弟颜如松（字澍隆）颜如松1871年入建阳学院，三年后未及毕业回国，跟随孙罗伯（Robert Nelson）学习神学。1884年按立为牧师，接替妻舅吴虹玉在上海江湾主理多年的教堂事务，1889年因感染伤寒在上海同仁医院病故，留下三子二女，交托哥哥颜永京抚养。和长子颜锡庆都先后毕业于该学院。毕业数年后，鉴于颜永京在中国的传教成就，建阳学院授予他荣誉硕士学位。后来，他还入选全美大学高材生荣誉学会会员，是该会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
建阳学院1862年1月，从建阳学院毕业的颜永京受美国圣公会派遣由美返沪，打算投身教会事工，但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驻华美国教会的财源几近断绝，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因清政府“借师助剿”已经烧至上海附近，传教活动难以维系。为了养家糊口，颜永京暂时委身商界，凭着机敏的头脑和流利的英语，先后受雇于英国驻沪领事馆、公平洋行和租界工部局等处。这些工作报酬优渥，月入可达300元墨银，在当时的上海算不菲的收入。
可是，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又在美国经历了八年正规神学训练的颜永京，对于“上帝的事业”无比忠诚，工作之余，时常义务参加上海“主日学堂”和虹口救主堂的工作，并以自己的薪俸津贴教会和学堂。等到美国在华教会经费转裕，运转正常，他便不顾家人的激烈反对，立即放弃工部局收入丰厚的职位，义无反顾地投身教会事工。1868年4月17日，颜永京由韦廉巨（C?M?Williams）主教按立为会吏，即随韦主教离沪赴鄂，投身开拓美国圣公会在华中地区的传教事业。
1870年10月28日，颜永京在汉口升任会长，成为美国圣公会第二位华籍牧师。作为圣公会在华中地区的唯一华人教牧，他对该会在该地的教务发展贡献卓著。到1878年，颜永京离开武昌时，美国圣会公在当地已经拥有三所教堂、两所学校和一所医院。1871年10月2日，圣公会在武昌设立的第一所学校正式开办，1875年，该校定名为文华学院（Bishop Boone Memorial School），就是为了纪念圣公会在华首任主教、颜永京的恩师文惠廉。1903年，文华学院设大学部；1924年，文华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为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当时的中国“教案”频发，牧师的日子并不好过，当地士绅对于洋人多有偏见，致美籍传教士的宣教事工陷入困境。而颜永京有经商头脑，且是华人，宣教事业多有拓展。但是，作为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传教士，他却受到了外国同行的怠慢与排挤。可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颜永京对于上帝的虔诚信仰。
建设中的文华学院1878年，美国圣公会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教会大学——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誉满中外的圣约翰大学。当年5月，颜永京奉调回沪，协助新上任的中国教区主教施约瑟（Samual Issac Joseph Schereshewsky）办学。颜永京回沪后，接手管理度恩书院（Duane Hall）和度恩传道学堂（Duane Hall Divinity School），并负责为新的学院觅址募款。1879年9月1日，两所度恩学堂和圣公会在上海的另一所学校培雅书院(Baird Hall)合并，成立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施约瑟主教任校长兼国文部主任，颜永京则负责数学、物理、化学和天文等课程，成为圣约翰书院首任自然科学教授。同时，他还担任学监（proctor），负责学生管理事务，是圣约翰大学名符其实的创校人之一。1881年，颜永京升任圣约翰书院校长，招募留学生进校任教，并顺应时势，添设英文课程，迅速提高了圣约翰的教学质量。
在圣约翰书院任教期间，颜永京主要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兼授神学，他坚信只有科学能够破除异教的迷信，在他眼里科学是宗教的婢女，传授自然科学有助于传教，在中国尤其如此。颜永京是个杰出的教育家，他编撰了很多教科书和宗教书籍，包括《英普公教会史》《教会祷文》《圣公会要道》《知识五门》和《史略便蒙》等。颜永京在教会中资深望重，也因他在中国青年中推行新式教育而在华人教友中深孚众望。后来长期担任圣约翰校长的卜舫济（F?L?Hawks Pott）盛赞颜永京“在建立圣约翰书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募资购地、兴建校舍都应归功于他。他还主持书院达八年之久，把英语教学引入课程，出于他的建议。他在许多方面都出了力，为现在这个学校奠定基础”。1904年，圣约翰建成“思颜堂”思颜堂，现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内。华东政法学院成立后，思颜堂改称宿舍一楼。1979年，华东政法大学复办后，改称学生宿舍四号楼，因该楼在河西校舍中排列第40，故又称为40号楼，兹以纪念颜永京。
位于今天华东政法大学内的“思颜堂” 1886年，圣公会在华第一位受洗者、华人牧师、上海虹口救主堂堂牧黄光彩去世，颜永京接任救主堂牧师一职，开始了他教牧生涯的第三个阶段。颜永京意识到，与西方人不同，没有“原罪观”的中国教友仅把宗教视为形式或习俗，甚至只想从中获得物质利益。因此，为发展教会，他必须与教友们打成一片，为他们排忧解难。“有时牧师不仅要为教友做事，还要为教友的亲戚朋友做事。颜本人在救主堂大量的日常工作就包括为教友写英文信、找工作、与外国银行交涉，甚至为教友挑选棺材。”
颜惠庆后来回忆父亲的工作情况时称：教友们常常向他请教有关家庭的一切问题，或委托他代为营运他们的储蓄。因此他不仅是他们灵魂的领导者，也是他们物质的忠实顾问。由美返国后，他恢复中装。他能独出心裁，对于中装，有所改良。例如衣领内，缀一条白色衬领；袖口里，加一副白布衬袖；将宽大碍事的袖筒，改短改窄。凡此种种，具见匠意。他又尝请中国画师，将基督的寓言故事，诸如《十贞女》《浪子》《贤牧童》等，依照中国人物的式样，用水彩画出，使本国观众印象深刻。
期间，颜永京曾主持“祈祷圣书委员会”工作，编译出版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中文版宗教书籍。同时，他还致力于译介西学，先后将斯宾塞尔的《教育论》《心理学大纲》和《科学导源》等书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造诣，上海同仁医院曾经聘请他担任生理学教授，他将赫胥黎的《生理学》中译本选定为教科书。在教学中，他没有简单地将原译者的观点照搬给中国学生，而是对照原版，不断校订原译本存在的臆测、误译部分。
颜永京笃信上帝，却从不排斥科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颜永京还是中国第一部心理学译著《心灵学》《心灵学》原著出版于1873年，原书名Mental Phffosophy．Including The Intellect，Sensibilities and Will，系美国神学家海文（Joseph Haven）牧师所著。的译者。西方心理学在中国初传，翻译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心理学术语的译名问题。颜永京在《心灵学》一书的译序中描述遇到的困难：“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述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学，勉为联结，以新创称谓。”正是本着严谨的创新精神，颜译《心灵学》于1889年由上海益智书会出版，圣约翰书院也成为中国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大学。
颜永京译《心灵学》据颜永京的外孙女曹舒丽安在《我的外祖父颜永京牧师》一文中回忆，清政府曾经有意请颜永京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席，却为其婉拒。他对家人说：“每天教书，要我先向学生跪拜磕头，我如何能做得到呢？” 颜永京在近代上海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史上值得被记载的还有一笔，那就是华洋两界围绕外滩公园的交涉事件。1868年，上海工部局建成外滩公园，华人一直被拒绝入内。1885年，公园更是明示游园规则，禁止华人入内。颜永京与唐景星等领导了向工部局的抗议活动。作为深谙中西习俗的牧师，颜永京成为当时上海华洋两界沟通的重要桥梁。1891年12月，颜永京给上海工部局去信，替一位途经上海、微服私访的巡抚说情，这位巡抚不懂租界有“不得随地小便”的规定，在一条小巷内便溺，结果被一名华捕逮捕，关了一夜。颜永京在信中解释说，这位外地来的官员并不知道随地便溺有违工部局章程，可见当时中西社会隔膜之深。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情况，他建议应在每家主要的华人旅馆张贴通告，说明华人在租界必须遵守的章程。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像颜永京这样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上海人尚属极少数。因此，梁元生教授称颜永京是“归信了基督教，终日与洋人相处，进出洋楼和教堂”的上海“狂士”，他们“在学识上对传统和西方文化都了解最深，而且在生活上又都有两种形态、两种方式的混杂”。
颜惠庆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中西方文化混杂交融的传教士家庭。颜惠庆的母亲姓戚，上海浦东人，曾在上海最早的教会女校——裨文女塾受业。和颜永京定亲后，颜家将她送到香港补习英文一年，也称得上是一位新式妇女。颜永京夫妇共育有五子一女，颜惠庆行四，四子中季子早殁。颜惠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从武昌返沪任职。经过父亲多年的奋斗，颜家这时在上海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父亲也在中外人士中深孚众望。颜惠庆的童年与同龄的中国孩子相比，显然丰富多彩得多。他犹记得童年时全家住在一幢两层的石库门房子里，父亲常年忙于教务，乐此不疲；母亲相夫教子，能干贤淑，是他们兄妹的中英文启蒙老师。不过，父亲对于颜惠庆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深刻：从对基督教的笃信、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到为人的正直、处事的公正。孩提时代，父亲就很注意让他们兄妹接触各种新发明、新事物，带他们去参观美国的军舰、美国人在上海开设的造纸厂和自来水公司。但凡有马戏团或话剧团到上海巡回演出，父亲总会带着他们前往观看。颜惠庆以后对看戏——无论是西洋话剧、歌剧，还是中国戏剧，一生钟情，与父亲从小的培养息息相关。颜惠庆在自传中描写父亲：
他对于科学仪器，如望远镜、显微镜、摄影机等，颇具偏爱。他的朋友也常常托他向美国函购。为此既可以引起一般人对于科学和新发明的兴趣，故他乐于效劳。……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内，成立格致书院，经常举行科学演讲，启发中国士子。父亲对于该院各种活动，极为重视，时加赞助。曾在院内，用幻灯演映百余张五彩影片，讲述环游世界盛况，备受欢迎。
颜惠庆在这里回忆的格致书院放映幻灯的情节，应发生于1885年11月。据《申报》记载，“颜永京、吴虹玉二大善士显现影戏，集资助赈举行三次，观者如云”。《申报》，1885年12月3日。这一事件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被认为是西方影戏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的重要例证。
作为传教士，颜永京对禁烟和天足两项运动尤为热心。提倡天足，颜永京身先士卒，禁止他唯一的爱女颜庆莲缠足。颜永京对于禁烟运动的热衷，对颜惠庆的影响尤为深刻。1894年2月，颜永京受中国禁烟总会派遣，前往英国宣传鸦片贸易在中国之流毒。抵英之初，每周三次公开演说，不顾奔波之苦，呼吁英国各界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基督爱人如己之教义，支持中国禁烟。颜惠庆跻身政坛后，也竭力倡导禁烟，曾数度作为中方代表出席国际禁烟大会。他常回忆起童年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到厦门老家旅游，沿途看到不少同胞因吸食鸦片而疲顿猥琐、龌龊不堪，父亲对此痛心疾首，殷殷告诫少年惠庆，日后定要为中国的禁烟事业努力。这件事情给颜惠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每每激励他执著地为中国的禁烟事业而努力。
晚年颜永京声誉日隆，深为中外教会人士推崇。辞去教职后，颜永京先后游历欧美各地两年，向西方民众介绍中国维新变革进展，所到之处俱受欢迎。不料因过度劳累，回国后血压上升，又不幸染上肾炎，身体每况愈下，但仍硬撑着赴湖北繁昌讲道。
1898年6月20日，颜永京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岁。上海教会及商界数百中西人士出席了次日举行的葬礼。当时颜惠庆与弟弟颜德庆正在美国求学，未及奔丧。1899年，时任圣公会中国教区主教的郭斐蔚（F?L?Graves）为颜永京立碑，碑文称其为“竭忠尽智之牧，报真爱国之士”！
1899年，颜夫人戚氏亦随夫仙游。
快乐童年英文教席
颜永京在华洋两界社会声望日隆，颜家亦成为上海滩的名门，但颜永京对六个子女在生活上的要求却相当严格。他曾经拿出积蓄，拓展教会，救济教友，却不允许孩子们在生活上有任何的奢侈浪费。颜永京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颜惠庆记得父亲总对他们说：“将来我不会有任何财富留给你们，但必尽力使你们受最好的教育。”颜家的孩子们文化生活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却是俭朴的。颜惠庆回忆说，父母对他们的衣着，无论在颜色、质地还是剪裁都有严格要求，16岁以前，他们被禁止穿着皮袍或皮坎肩，日常穿着均是棉织品，颜色也是耐脏的藏青等色。因为不断地长个子，孩子们的长衫总是在新做成时，就在腰间打个横摺，以备日后可以放长继续穿用。但是放长的那一段总是和其他部位色差很大，影响美观，已经有了爱美之心的孩子们，不免感觉难堪。然而，正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才使颜家的孩子们得以免除“奢侈、邪辟、柔懦，种种不良习惯”。
颜永京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保持着西式的生活方式，家中的用品、家具都是西式的，饮食起居也是中西参半。圣约翰书院聘有多名外籍教员和留学生，在颜惠庆的视野内，不是受过西式教育的“新派人物”，就是“上帝的使者”中外传教士，他和同龄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在他三四岁时，父母为他请了一个美国姑娘当保姆，同时也教他英语口语，所以，刚咿呀学语时，他就已经能讲不少英语了。他有不少金发碧眼和中西混血的玩伴，所受的启蒙教育也完全美国化。母亲教他弹钢琴，欣赏西方音乐，父亲不仅带他参观上海滩各种新鲜事物，还带他到全国各地游历，广增见闻。
尽管如此，到了入学年龄时，颜永京还是决定将惠庆和德庆两兄弟先送入私塾发蒙，希望他们在接受正式西式教育之前，先打好国学的根底。在虹口的颜家附近有一个宁波富商的女婿是个秀才，设帐招徒，颜惠庆兄弟俩就入馆跟这位秀才学习。在这家私塾里，他们和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背《三字经》《百家姓》，学《千字文》《孝经》，打下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颜永京担任圣约翰书院院长后，颜家搬迁至梵王渡（今上海万航渡路）圣约翰书院所建的西式洋房中，颜氏兄弟也告别了秀才老师，进入英国教会开办的英华学塾英华学塾，英国圣公会1850年于上海创办。早期的教会学校多招收家贫而无力就学的穷人家的孩子，教学程度普遍不高。英华学塾从创立之初就注重提高教学水平，主要招收商界子弟，以教授英语为主，在有能力的本地教员的指导下，学生继续学习汉语。学校教授的宗教教义，必须同英国教会一致，但在教学中并不特别突出宗教。
幼年的颜惠庆在圣约翰书院中颇受欢迎，有一位美国女教师特别喜欢他，甚至把小惠庆编入了她编写的初级英文课本：“Weiching has a nice hen”（惠庆有只可爱的母鸡）。想来颜惠庆小时候一定养过小鸡。除了小鸡之外，颜家还养过不少宠物，像鸽子、金丝鸟、小白鼠和一只名叫“雪球”的卷毛小狗，还有甲虫、蟋蟀等；这些宠物陪伴着颜家的孩子们度过了幸福而又快乐的童年。儿时的颜惠庆天资聪颖，顽皮但又不失忠厚，是个处处受人欢迎的好孩子。
颜惠庆的大哥颜锡庆颜锡庆（？~1921），美国建阳学院毕业。1912年出任长沙关监督，1913年6月，出任北京政府首任专职重庆海关监督，1915年改任夔关监督，1921年病逝于汉口。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母校——建阳学院留学，而未来的大嫂吴蔼云则一直住在颜家——因为两家是世交。吴蔼云是颜永京的同学、好友吴虹玉牧师的养女，据说是太平天国一位将领的遗孤。大嫂与弟弟、妹妹们相处融洽，而且大嫂总似乎有一肚子的故事讲不完。颜惠庆经常听大嫂给他们讲“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等中国传统故事。这些故事是从传教士父亲那里听不到的，使他接受了另一种方式的中国文化熏陶。
1880年末，大哥锡庆从建阳学院毕业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书院轰动一时的大事，书院的学生们争先恐后欲睹留学生的风采。大哥从美国带回来的一辆自行车深深地吸引了颜惠庆，这在当时可是轻易见不到的新奇产品啊。大哥是建阳学院的歌星，会弹吉它，受了西方教育的大哥常在月下的花园中为未婚妻边弹边唱情歌，两人还手拉手在院子里散步，这在当时的上海简直惊世骇俗，但在颜家却是再自然不过的。那个潇洒浪漫的大哥形象一下子刻入颜惠庆的脑海，从那时起，他就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惠庆和德庆在英华学塾学习世界通史、英文和数学，由于他们受教育早，外语水平好，比同班同学的程度要高出很多，老师在教了一年后，表示无法再继续教他们了，因为不能单独为他俩开班授课，再让他们跟班上课又几乎是浪费时间。颜永京只得将两个儿子转至上海同文书院继续读书，这所学校的教育程度比英华学塾高得多，兄弟俩开始学习原版的赫胥黎的《生理学》和格林的《英国简史》，还有数学、翻译和写作等课程。同班的同学都比兄弟俩年长，但是时隔不久，同文书院的老师也觉得没有更多的教材可以让兄弟俩继续学业了，两人只好再次退学，改为在家自修。这时，颜永京已经决定送颜惠庆赴美留学，遂亲自为儿子补习代数和拉丁文，后来又延聘了一位刚从建阳学院获理学士学位的吴竹卿为兄弟俩专门补习数学。吴竹卿是吴虹玉牧师的独子，也是大哥颜锡庆的同学。
颜永京慧眼独具，他清楚儿子出国留学后要想再接受国学教育就难了，于是他专门聘请了一名老秀才，给兄弟俩补习经学。惠庆、德庆兄弟俩跟着这名老秀才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学习经学典籍，用文言文写作，练习书法。颜惠庆进步很快，秀才老师非常赏识他，甚至开始教他写八股文，一再劝他别出洋了，应该直接去考科举。颜永京知道后坚决反对，他不稀罕什么“功名”，只希望儿子能够到美国去学医，以实现他真正济世救民的理想。不过，颜惠庆赴美后并没有学医，颜永京的五子一女无一人学医。可以安慰颜永京的是他唯一的女儿庆莲，一岁时订下的娃娃亲女婿舒厚仁日后成了著名医生，而颜庆莲的儿子也是学医的颜庆莲的丈夫舒厚仁（1876~1951），1907年获英国爱伯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汉口、香港等地行医。曾担任汉口慈善会中西医院院长、中华基督会武汉地区代表，对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其子舒昌誉（G?Y?George，1912~1998）也是医生，先后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联合国卫生署专员。。颜永京接替壮年去世的弟弟抚养的侄子颜福庆颜福庆（1882~1970），字克卿，是颜永京弟弟颜如松牧师的次子，6岁时父亲去世，由伯父收养。1903年从圣约翰书院医学部毕业后，赴南非多本金矿任矿医，为华工治病。1906年入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是耶鲁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1910年起，任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1914年，入哈佛大学进修，回国后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1915年，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任第一任会长。192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10月，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自任院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1939年，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1949~1951年，任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1970年，任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日后也成为著名西医、杰出的医学教育家。
在颜惠庆少年的回忆中，最难忘的经历当数担任英文教师。一位与颜家熟识的女士和英国人结婚后开办了一所英语学校，有一次这位女士要到日本度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代课教师，突然想到颜家的孩子都是英文高手，遂要求颜惠庆为她代课一个月。要知道，这可是个有30余名成人学员的英语学习班，颜惠庆还只是个小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他接手这项工作，怕班上的大人们会让他下不来台。但颜惠庆却“肚里有货心不慌”，欣然应允，他对自己的英文水平有相当的自信。第一天上课，学生们一看来了个娃娃老师，就想刁难他一下，有个学生拿了“Forget?me?not”（勿忘我）这个自认为生僻的单词来考老师，颜惠庆立即回答：“怪事，这么平常的字，你们也不认识吗？这是一种花的名称啊。”这些学生的英文水平当然远逊于颜惠庆，娃娃老师娴熟镇定、自信从容的态度，一下子就把学生们给镇住了，此后“大”学生再也不敢小瞧“小”老师了。颜惠庆小小少年教成人班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在颜惠庆代课的这个月里，有一位德国洋行的买办来到这所英文学校，想请校方推荐一位私人英文教师。在学校遇到颜惠庆时，这位买办误以为颜是学校的学生，就要他带去见校长。颜惠庆据实相告后，买办对他很感兴趣，决定就请他当自己的英文家教。年少志高的颜惠庆一口允诺，以后他每天到买办家中为他补习英文。一个月后，这名买办的英文居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更加信任喜欢颜惠庆了，于是决定介绍他去兼任李鸿章某个孙子的外语教师。中堂大人家的私人教师可不好当，但颜惠庆毫不胆怯，李氏父子对这个小教席也相当满意。李家小公子与颜惠庆年纪相仿，两人颇玩得来，颜惠庆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样一直教到颜惠庆出国留学，才由他的大哥颜锡庆接替。颜惠庆日后踏入政坛后，与李氏家族仍有交集，他在回忆里总结这段机缘，“人与人之间的深切关系，往往发生在一些偶然的机遇里”，“这便是我与煊赫一时的李氏家庭，发生关系之始”。
值得一提的是，和颜惠庆同一时代的不少知名外交官都与他有着类似的童年经历：他们大都生活在东南沿海，不是出身于富商殷实之家，就是传教士的后代。如江苏嘉定的顾维钧、吴江的施肇基，都是出身于富商之家；浙江奉化的王正廷、广东东莞的王宠惠，则和颜惠庆一样都是牧师的儿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们能够在少年时代就得风气之先，在青年时代有机会出国留学并获得学位，使他们比普通的中国人有机会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开眼看世界。相似的家庭背景、教育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得以成长为中国近代外交界独特而杰出的职业外交官群体，恐怕并非巧合。
留美五载文学学士
当颜惠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哥哥就已经被送去美国留学：大哥锡庆去了父亲的母校建阳学院，二哥志庆颜志庆（1870~？），初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科，1893年于纽约法律学院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907年10月，在清政府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中获优等，获授法政科举人衔；曾参与清末新政，在编制局任职；还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则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对于颜家的孩子来说，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似乎天经地义是人生必由之路。1895年10月，19岁的颜惠庆也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他与父亲的教友结伴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邮船转道英国，再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大哥留学归来时受人瞩目的情景历历在目，少年惠庆迫切地盼望着出洋留学的这一天，却不知母亲戚氏正在为又一个儿子即将远行而暗自垂泪。对颜惠庆来说，这次与双亲的生离不意竟成永别。
颜惠庆一行先经香港、新加坡，到英国伦敦，再横渡大西洋抵达纽约。一路上风浪险恶，吃了不少苦头。但颜惠庆却兴高采烈，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远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19世纪末的上海虽已开埠经年，但较欧洲的大都市仍显闭塞落后，伦敦之行让颜惠庆耳目一新，他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向往。
经过两个半月的旅程，颜惠庆终于抵达纽约。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美国却在他初来乍到时，给了他一个甚不友好的见面礼。当时，正值美国排华风潮方兴未艾，颜惠庆的留学护照是由上海道台签署的中文公函，虽有美国驻沪领事的签字证明，但还是被当作非法华工移民被拒于美国海关之外。前来迎接他的美国朋友——圣约翰书院院长卜舫济的父亲、一家印刷厂的老板据理力争，英文流利如母语的颜惠庆也奋力为自己辩护，在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终获准入境，但在颜惠庆的心中已然留下了华人在外备受歧视的创伤，也有了不甚愉快的第一次“对外交涉”的经历。
抵美后，颜惠庆取道华盛顿前往父亲早就为他联系好的亚历山大市圣公会中学学习。这所教会中学孤零零地坐落在亚历山大市郊区“一座萧瑟迎风的山丘上”，离市中心有3公里之遥，交通非常不便。学校是寄宿制的，管理相当严格，物质条件却颇艰苦，与普通中学相比，它对学生的要求甚至可以称得上严苛。颜永京选择此校可谓用心良苦，他不希望儿子到美国以后沉迷于美国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不思进取，而是希望他能够在这样一所条件艰苦、管理严格的学校中接受身心的锻炼和正规的宗教训练。当然也因为在这所圣公会学校里，他这个牧师的儿子可以减免一半的学费。
颜惠庆凭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从小养成的西化生活方式，抵美后迅速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和学校的教学，很快就和美国同学打成一片。在圣公会中学的一年半中，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学习生活却是愉快而充实的。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入校后不久，颜惠庆就入选了学校的黑津文学会，时常参加该会的演说和辩论活动，十分活跃，第二年更当选为该会的书记。颜惠庆是这所学校里罕见的外国留学生——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但开朗的个性、出众的组织能力和优秀的学习成绩，很快为他赢得了美国同学的喜爱与尊重，猖獗一时的美国排华运动丝毫未能影响他在圣公会中学的学业。
第二年，颜惠庆当选班长——该校规定只有成绩优秀、能力出众的高年级学生才能出任低年级的班长，并担任校刊编辑。在美国同学眼中，颜惠庆一直是一名“动口不动手”的中国君子。他成绩优良，擅长写作演说，但对各种体育运动却始终不得要领。在他看来踢足球不符合中国人的谦谦君子之礼，而他的体力、体能也无法与强壮的美国同学对抗；冬天的滑雪也总是以屡滑屡摔而草草收场；唯有在上海时已有所接触的网球运动，技术上大有长进，成为他日后唯一擅长和爱好的体育项目。
圣公会中学仅有颜惠庆一名中国留学生，亚历山大市也几乎看不到华侨，所幸该市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颜惠庆可以经常到中国驻美公使馆拜访朋友，不致过于孤单。去使馆见朋友，最幸福的是可以饱餐一顿中国菜。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是伍廷芳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外交家、法律思想家。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林肯法学院，期满后回香港担任律师，后受聘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82年，入李鸿章幕。1896年，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辛亥革命后，与陈其美等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支持共和。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代表作有《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费城大书院演说》等。，在伍公使的随员中有很多后来都成了颜惠庆的老友知交，比如胡惟德、周自齐、钟文耀和施肇曾、施肇基兄弟等——这些人后来也跟颜惠庆一样成了中国外交界的中坚力量。
清朝的外交官很多并不熟谙驻在国的语言，这令他们在异国的生活多有不便，没有懂外语的同胞陪同，甚至轻易不敢上街。每次颜惠庆一到公使馆，就成了抢手的义务译员，但这对颜惠庆来说，有时也不免带来麻烦。他自己来美之前已经剃去长辫，改着西服，但使馆工作人员都是清政府官员，仍然全套华服。与身着华丽绸缎衣服，拖着长辫的同胞一起出行，常会引起美国人的围观，更有人大声叫他们“princess”（公主），弄得颜惠庆十分尴尬。最糟糕的一次，是陪同一位不懂英文的领事随员游览纽约，由于随员没钱雇马车只能步行去博物馆，结果被一群顽皮的美国小孩围攻，甚至出手戏弄他的长辫，颜惠庆只得带着他突出重围，落荒而逃。
1896年8月，74岁的李鸿章出访美国，到达纽约。好友施肇基施肇基（1877~1958），字植之，江苏吴江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年任中国驻美公使翻译生，1897年升任随员，旋辞职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是康奈尔首位中国留学生。1905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同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回国后在邮传部、吉林省、外务部等处任职。1910年，升任外务部右丞，与颜惠庆等人共同努力，成功控制东三省的鼠疫疫情。1912年，入唐绍仪内阁任交通及财政总长，不久因病辞职。1914~1920年任驻英公使，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1921~1929年间，任驻美公使，并以中国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1929~1932年间，任驻英公使，并任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1932~1935年任驻美公使，1935年升任大使。1937年，辞职回后，隐居上海。抗战爆发后与颜惠庆等人携手积极投身宣传、救济工作。1941年，再度赴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1945年后，任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高级顾问等职。正任中国驻纽约领事，颜惠庆因此获邀到纽约拜见中堂大人。颜惠庆在上海时曾经担任过李鸿章孙子的英文教师，但与李大人却是素昧平生，他对此次拜见抱着极大的兴趣。收到邀请后立即从亚历山大市赶赴纽约，参加华侨们在特尔曼大酒店举行的欢迎宴会，欲一睹中堂大人的风采。就在大家苦等之时，却有人来通报说，李鸿章在出发时不慎被马车的车门挤破了手掌，无法赴宴，只能由其子代替出席，这令颜惠庆甚感遗憾。以后直到1900年，李鸿章为与八国联军交涉，路过上海，颜惠庆才得以首次晤见李大人。
与此番未能觐见李鸿章的遗憾相比，颜惠庆却有一次与孙中山不期而遇了。有一次坐火车出门旅行，在车厢里遇到了一位身穿西服、绅士模样的华人长者，这位同胞用流利的英文与颜惠庆亲切交谈，询问他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情况，相谈甚欢。后来经人指点，颜惠庆才知道这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叫孙中山。
在美国读书期间，父亲颜永京从不间断地定时给儿子写信，谆谆教导。母亲戚氏则经常不远万里给他寄来包裹，里面尽是他喜欢的荔枝干、糖果等食品，使他虽然只身在美，仍能沐浴在亲情的温暖中。父亲一直希望惠庆能够学医，德庆则学工程，但是喜文不喜医的惠庆却辜负了父亲的期望。1898年2月19日，颜永京在给儿子的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惠庆学医：
你很重视我劝你学医的忠告，我很高兴。学医前景非常广阔，不仅教会需要医生，而且中国任何地方都需要医生。九江的卫理会又送了三名女生到美国学医。扬州开药房的王医生，现在师范学堂教书，每月薪水70银元，你也知道，他只上过一家南京的教会学校。我相信，你特别适合医生这项有益人群的慈善的职业，既受人尊敬，薪水又高……颜永京的这批书信由其外孙舒昌誉收藏。
颜永京还忧心“朝廷将开始大量修建铁路，而我们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市政工程师”，希望幼子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所幸，颜德庆听从父亲的安排，专攻工程，而且日后成为中国工程师行业的开拓者。不幸的是，双亲大人在颜惠庆读大学一、二年级时相继弃养，远隔重洋，兄弟俩无法回家奔丧，只得秉承双亲之命在美用功学习。
在圣公会中学就读一年半后，颜惠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英文写作和辩论的金质奖章，以及全能优异奖状。1897年9月，他考入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文学部。一年后，弟弟颜德庆也升入该校工科部。弗吉尼亚大学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于1819年创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独立于教会的高校，一直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公立大学。颜惠庆就读的时代，该大学采用欧洲式的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弹性颇大，没有硬性的系科分配，仅粗略地分为八系——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历史、经济学、自然科学、数学（包括天文）、文学和哲学等，每个系也没有具体的课程要求，只要求学生在三年内，至少于每系选修一门课程，合计修满九门课程，就可获得学士学位。对颜惠庆而言，大学的学习比圣公会中学时轻松不少，他选修了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全球通史、美国史、哲学、物理学和地质学等九门课程，仍学有余力，又加修了哲学史、国际法和宪法。
除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常规学习外，颜惠庆和他的父亲一样也热衷于教会工作，他加入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基督教青年会，但作为本地教会在大学的分支机构，青年会对宗教活动并不热衷，活动也不经常开展。颜惠庆对青年会松散的组织和零星的活动很不满意，遂发起在学校附近组建了一所乡村儿童主日学校。每到周日，他就约集志同道合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前往主日学校担任义务教师，给学校附近乡村的儿童讲解基本教义。起初，附近的居民对他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福音传播者”颇不习惯，冷眼相看，但时间一长，他那纯熟动听的英文、对教义的熟稔、对教会活动的投入，终于打动了当地的居民，这所主日学校反而因为有他这位“外籍”教师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谨遵父亲的教诲，颜惠庆还四处打听，申请加入美国的共济会。后来经镇上书店一位已经是共济会员的店员介绍，通过三级考试，他终于成为共济会基础支部蓝堂（Blue Lodge）的正式会员。
颜惠庆初到弗吉尼亚大学时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不久，弟弟德庆也考入该校，兄弟俩为节省开支和互相照应，遂搬到一起。他们借住在学校附近一家热情的美国人家，房东的房子位于乡间，环境幽雅，出门见绿，一派田园风情。房东对这两位来自东方的小伙子照顾有加，不仅房租优惠，还时常免费为深夜学习的他们提供夜宵点心，使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多少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
学生时代颜惠庆每到假期，惠庆、德庆就结伴到附近游玩，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俩人总能自寻其乐，兄弟间手足情深，其乐融融。由于年龄相差不多，所以不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俩人都是最好的玩伴。颜家几兄弟中，就数德庆与惠庆关系最亲密。可惜，相聚总是短暂，一年后，主修工程的德庆离开弗吉尼亚，转入著名的工科大学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颜惠庆又恢复了独居生活。他寄寓在当地一家由三姐妹开办的大学生宿舍中，对这名唯一的东方留学生，三位房东也颇照顾，夜里时不时地送上一盘水果或三明治，不收分文。他和房东之间相处融洽，如同家人一般。青年时代的颜惠庆个性开朗，待人热情，处处受人欢迎。青年时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圆融的处事方式，为他日后政坛长袖善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大学的最后一年，颜惠庆已经在弗吉尼亚州居住了近五年，弗吉尼亚大学的教务长很客气地将他所缴的学费退还，并告诉他：“你在本州居住很久，我们认你如同本州的居民一样”——按照本州规定公民可以免缴学费的。从中可见，颜惠庆已经完全融入美国生活，也被美国人所接纳和认同。
1900年6月，颜惠庆到美国读书已满五年，他修满了所有的学位课程，拿到了文学士学位。他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各科成绩优异的颜惠庆在毕业典礼上备受瞩目。
毕业后，颜惠庆决定马上回国工作，这样也可以帮家里分担一些弟妹求学的费用。旅游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当时越洋旅行并不需要签证，只要由中国驻美公使馆出具一份公函，证明乃中国公使馆名誉随员，便可周游世界，并获得中国驻各国领事馆的关照。颜惠庆选择了一条与五年前来美国时截然不同的路线：先横穿美国，抵达加拿大，沿途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温哥华等处，再从温哥华搭乘“印度皇后”号返国。24岁的颜惠庆怀揣着一腔报国的凌云壮志，学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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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365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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