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1922），晚清、民国外交家，法学博士。从1882年起到1911年止，在仕清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伍廷芳以一个新型官员的身份，从事荐西学、筑铁路、办外交、改法制等实践活动，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民军总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为推翻清政府立下了不世之功，皈依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旗帜下，直至生命结束。
 
作者简介

张礼恒，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现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目前侧重于近代中日韩三国外交研究。在《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6部。先后获得山东省教育厅优秀专著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联专著三等奖、二等奖等。

丛书总序/ 石源华
第一章     风雨沧桑路
生在南洋
智脱匪巢
远遁科举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踏上西学路
中国办报第一人
基督徒家的乘龙快婿
第三章     中国首位留学博士
入林肯法学院
拜会郭嵩焘
不应诸侯罗聘
第四章     任职香港的酸甜苦辣
华人领袖“伍叔”
以法作剑护华民
废笞刑与争免剖尸案
离港北上
第五章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
洋务派的“智囊”
为处理“长崎事件”出谋划策\与东洋魔鬼打交道
换约全权大臣
第六章      初次出使美国
饯别香港
抗议美国“排华法案”
西班牙之行
义和团运动的辩护律师
奉命缉捕梁启超
第七章      再任驻美公使
重返美洲大陆
调侃罗斯福
永远的朋友朗维勒
拜访大科学家爱迪生
折冲樽俎南美行
缔结中秘条约
第八章      新世纪来临前夕
“没有辫子的食肉兽”
民军外交总代表
南北和谈初定国基
与陈其美打赌
反对袁世凯称帝
第九章      在民国外交总长任上
黎元洪的支持者
短命的“内阁总理”
“头可断，法不可违”
携印信离京出走
第十章      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应邀南下
“伴食总裁”
“关余案”风波
竭诚辅佐孙中山
噩耗在叛乱后传出
盖棺定论
附录一   伍廷芳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寒冬日本行

文摘一
总序（节选） |石源华
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比起他们的先辈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是在封闭的“大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外交家曾经历了三个时代。笔者在研究中着意于将民国职业外交家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说明和论证民国职业外交家新的历史特征。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早在秦汉以前就与周边邻邦及中亚细亚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中国的对外联系远及西方，相传曾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盛唐时代，中外交往进入鼎盛阶段，远近前来通好的国家多达４０余国。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再次形成高潮，元蒙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海陆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中国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驭八荒，怀柔万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郑和七下西洋，交往国家之多，航行规模之大，对外声势之壮，开创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外交家是中国天子的代表，“天朝上国主义”是他们处理外交问题的总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他们观察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 是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夷夏大防”“王者无外”是他们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在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为炫耀封建王朝的权威和盛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除了“朝贡”关系外，几乎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晚清时代，帝国主义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与古代外交家一样，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东来和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不能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应对方策，依然是满脑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把外国来访的使节当作“向化来朝”的“贡使”，甚至为了坚持外国使节不得进京、谒见皇帝须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陈腐的礼仪，与西方国家为此发生严重争执，时间长达150年，不惜牺牲重大外交权益。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昏庸无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态百出，使他们的名字与近代中国外交丧权辱国的耻辱共存于世。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较快地从中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戏。如郭嵩焘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曾纪泽虎口夺食，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给沙俄的新疆伊犁领土；杨儒在对俄交涉中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薛福成有智有谋，索还滇缅边境大批国土；黄遵宪尽忠职守，对外交涉成绩卓著等等，尽管他们在整个晚清的外交家中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近代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的某些外交思想和主张也为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
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是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面临着不同的国际背景，背负不同的民族使命，具备不同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贡献，因而他们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彩的个性形象的群体。
                                 
 
 
文摘二
风雨沧桑路|张礼恒
 
生在南洋
1842年7月2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新加坡合都亚南的一家杂货铺内传出了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接生婆擦着双手，向守在门口的一个中年男人连连道喜：“恭喜你，伍阿彰，你又添了个儿子!”伍阿彰闪身走进铺内，妻子余娜正用充满母爱的柔和目光注视着刚出生的小男孩。
给儿子起名，自然是父亲的权力和义务。伍阿彰经过好一番斟酌，最后总算敲定。从此，世界上便多了一个“姓伍，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的人。
伍叙即本书传主伍廷芳。据目前所见史料证实，伍廷芳三个字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6月22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清朝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在英国联名上书朝廷保荐伍廷芳，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提及伍廷芳的史料。从此，在官方文献中，“伍廷芳”遂取代伍叙而广为人知。
伍廷芳，广东新会县(今新会市)官来桥(黄家楼)人。父亲伍社常又名伍阿彰，早年只身一人跨海闯南洋谋生路。粤人赴南洋正如北方人闯关东，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飘荡海外，自然是迫不得已的举动，大凡在故乡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人是不愿出此下策的。只有那些家境一贫如洗、难以为生的人，或遭受封建官衙、劣绅迫害的人，才会顶着种种压力，带着吉凶未卜的念头，冒险出洋。新加坡自1842年《英荷条约》签订以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大片荒芜的土地亟待耕垦，迅速发展的工商业贸易提供了众多的佣工机会。伍社常加入了粤人在19世纪浩浩荡荡的南洋谋生大军，开赴新加坡。
伍社常是精明能干的。初至新加坡，他为人帮工，靠着吃苦耐劳，渐渐积下一笔资金，然后由此转作小本生意，开起了一家杂货铺。因经营有方，家境日渐好转。娶妻生子自然是水到渠成。妻子余娜，是一个中国客家妇女、基督教信徒，经常到当地的教堂去做礼拜，在圣歌、圣诗中寻求精神上的乐园，祈求圣主保佑家人的平安。
幼年时代的伍廷芳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当他把稚气的目光投向世界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绿树参天的景象。造物主的情有独钟，创造了新加坡这个终年花草盛开、绿树成荫的绿色王国。信奉基督教的母亲以其举止言行，向孩子们灌输着真诚、善良、友爱的做人之道；父亲的终日劳作，则向孩子们展示着欲求收获，必先勤苦的成功秘诀。环境、家庭，常常能够影响人的一生。从后来伍廷芳取得的辉煌业绩及其崇尚自然的性格特征看，早年的环境教育、家庭教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孩提时代的伍廷芳决没有想到，在他刚刚降生时，他的祖国正经受着一场来自英伦三岛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凭借着坚船利炮的淫威，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们正沿着吴淞口溯江西上，直插中国腹地。在他刚出满月之时，英国侵略军的头目璞鼎查已率军逼近南京城下，强迫道光皇帝的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签订城下之盟。“天朝上国”的神圣灵光，在枪炮的轰鸣声中，如同肥皂泡般消散在弥漫的硝烟之中。几千年来中国人苦心构筑的“夷夏大防”的“万里长城”，也在英国人的汽笛声中轰然倒塌。中国正处于千古未有的奇变中。伍廷芳更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会同祖国的走向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命运之神早已给人分配了历史的重荷，尽管他(她)最初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

装 帧：平装

页 数：295

开 本：16开

字 数：272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