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旧文丛”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个图书系列，写作范围是晚清民国的文史人事。丛书主要面向近代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作者均是多年游走在民国故纸堆中的掌故家，擅长挖历史讲故事的媒体人，文章短小精练，集趣味性、知识性、资料性于一体，可读性强。丛书在装帧上采用小32开精装，每本书篇幅均在10万字以内，兼有少量精美插图，内文版式疏朗洁净，整体风格素朴清新。

序·且流连，那些文学史上的风景/ 陈四益
 
《秋野》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戈壁》上叶灵凤的漫画
王任叔、张孟闻与《山雨》
许啸天与《红叶》周刊
《论语》和魏猛克漫画鲁迅
《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
《水星》和张天的小说
储安平与《文学时代》
《绿洲》和甘雨胡同六号
史济行、《西北风》和鲁迅的《白莽遗诗序》
《今代文艺》和郭沫若的戏联
《谈风》的《宛西闻见记》
蒋弗华与《书人月刊》
《文艺战线》与何其芳、卞之琳、沙汀
刀与笔社和《刀与笔》
《大风》中沈从文的“梦”和“摘星”“看虹”
《文艺生活》的“鲁迅研究资料”
《人间》与胡兰成
李长之与《书评副刊》
《文艺春秋副刊》的书话

文摘一
 
序·且流连，那些文学史上的风景|陈四益
 
何宝民先生新著问世，责我作序。序，我何敢！但他结集之前，散见于几种期刊的“民国文学旧刊寻踪”系列文章，确曾读过一些。随着他的笔触，行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那多姿多彩的“山阴道上”，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确有应接不暇之感。。
我读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史”包括了“五四”以后中国的全部文学。后来强调“十三年”（1949—1962），于是，把“现代”断在1949年之前，之后一段就叫“当代文学”了。这样，所谓“现代”便大体同“民国时期”重合。
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皇皇巨著出了不少。我因不做专门研究，细心读过的并不多，倒是宝民先生这些“旧刊寻踪”，一人、一刊，一文、一事，不去分阵营，归流派，别正闰，排座次，娓娓道来，颇合我“闲读”的口味。许多旧人、旧刊、旧文、旧事，若不是他细心梳扒，或许无需多久都将归于湮灭。
譬如，郑振铎、巴金、靳以于1934年创办的《文学季刊》，是广为人知的。《文学季刊》还有一个同年创办的姊妹刊《水星》，今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主编者都鼎鼎大名，除郑、巴、靳外，还有卞之琳、李健吾、沈从文等人，由卞之琳负责。作者群，更是群星灿烂——茅盾、周作人、张天翼、冰心、何其芳、李广田、蹇先艾、臧克家、吴伯箫、废名、丽尼、艾芜、荒煤、梁宗岱等等，都是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
《水星》的作者群中还有一位名叫张天，南阳人，孤陋如我，便闻所未闻。他的作品多写南阳农村的生活，除《水星》外，在《新小说》和《人世间》也有作品发表。《新小说》称他为“特别值得推荐的”“新出的作家”，认为他的笔致、语言直可追踪老舍的短篇。卞之琳回忆《水星》，说他和靳以都对张天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可惜《水星》只出了九期便因时局等各种原因终刊，而张天也就此消失于文坛，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失踪”了的作家。宝民先生曾想通过南阳地方史志查出些他这位乡贤的踪迹，可惜也如南阳刘子骥之觅桃花源，无果而返。其实，就是《水星》这本相当重要的文学刊物，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几近于“失踪”了。
有些作家和文学刊物，虽然并未失踪，但也因种种原因消失于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宝民先生有专文介绍《谈风》：1936年在上海创刊，主编为周黎庵。大概因为刊物和编者在文学趣味上同周作人、林语堂等走得较近，被归于幽默一派，连带着刊物上不少揭示现实的作家与作品，也都长期被冷落或被消失了。原名王焕斗的作家老向，在《谈风》上连续发表的《宛西见闻记》，也如张天的小说，是对现实的揭露，那真实与残酷，是许多标语口号式的左翼作家所远远不及的。老向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大革命时期离校南下参加北伐，后又重返北大求学。抗战时期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创作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通俗文化作品，深受民众喜爱。香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刘以鬯称，“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显明，不大有洋葱味。”可惜这样一位有独特贡献的作家，长期被漠视，自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更是入了另册。他在“文革”中死去。即便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记得他并给与恰当评价的人，也已寥寥，他是一位“被失踪”的作家。
旧刊寻踪，还会有许多有意思的发现。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作家间或作家群间的壁垒，其实并非像后来某类叙事那样红白分明，似乎真个“汉贼不两立”似的。
章衣萍，因着鲁迅《教授杂咏》一诗的讥嘲和他那些小说，被列入色情文学作家，并非无因。但他先前与鲁迅一起筹办《语丝》，“三一八”惨案后，愤而作“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的联语，也曾相当激进，便很少有人还记得，或虽然记得却不敢或不肯提及了。鲁迅到上海后，在暨南大学的两次讲演，都是章衣萍所邀。其中一篇，就是直到今天还为人不断提到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它最先发表于暨南大学学生文艺社团秋野社的社刊《秋野》。秋野社就是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章衣萍发起建立的。这一次演讲，有章铁民与曹聚仁两个记录稿，后来鲁迅在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收入了《集外集》。
鲁迅在暨南大学还有一次演讲，讲题是《离骚和反离骚》，记录稿刊于《暨南学刊》。这次讲演的记录稿记得粗疏，还有一些错误，也未经鲁迅认可或从新整理，所以后来不曾收入鲁迅的各种文集。但记录稿中，仍保留了不少鲁迅式的深刻与幽默。譬如他说“离骚”就是牢骚。“反离骚”就是反对发牢骚，以为人应听天由命，发什么牢骚？人一发牢骚，社会就会扰乱了。而发牢骚的则说，因为社会扰乱了，所以我要发牢骚。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现在的出版物《新月》，说是只限于文艺的研究，不许人发牢骚，这便是“反离骚”遗下来的精神。不过，鲁迅以为，这两派——牢骚与反牢骚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牢骚也绝不至扰乱社会。发牢骚的也都为一己利禄而已，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
直到现在，“离骚”与“反离骚”的争论依旧在继续，而大致是与权势者同一步调的，都是“反离骚”派，而相反立场者则是“离骚”派。鲁迅说这两派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牢骚绝不至扰乱社会，至今也依然是不刊之论。
李长之因1957年之役，早已销声匿迹，只是这几年才又稍稍被人提及，他的《鲁迅批判》也得以再版。他关于“批评是反奴性的”见解，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这期望，我们今天做到了吗？
读宝民先生新著，语皆平实，如聆听“讲古”，如对坐闲谈，不求“体大思深”，但那一花一树、一枝一叶，许多现代文学史上自行消逝或被消失的人物与作品，社团与期刊，已足令人流连。鲁迅曾说他的杂文集“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宝民先生的书中，我想读者也一定会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在喧嚣的时代，这种吃力的、细致的工作，未必讨好，但若想细致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细节”怕也真是不该忽视的元素。
 
文摘二
《戈壁》上叶灵凤的漫画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韫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著文、翻译、画画、编刊，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
1925年，叶灵凤参加创造社，办过《洪水》。1926年，和一群被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的年轻人编过《A.11》。创造社出版部当时开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1号，他们用门牌号数起了这个古怪的刊名。同年10月，又和潘汉年办起了《幻洲》半月刊。每期分为两部分，叶灵凤编辑上部“象牙之塔”，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编辑，风行一时。1928年1月《幻洲》被查禁。不久，潘汉年在泰东图书局办起了《战线》，叶灵凤在光华书局创刊了《戈壁》。
5月1日，第一期《戈壁》出版。半月刊，小三十二开本，三十余页。创刊号没有发刊词，封二《欢迎投稿》标题下的一段文字，为办刊动机和要求的说明：
 
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缚束，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同时代的青年朋友投稿，稿件性质，并无限制，一切创作，诗歌，杂文，图画，批评，介绍，翻译，讨论，均所欢迎，惟文字须精炼确实，勿冗长虚泛。
 
《戈壁》的诗歌有写青年人爱情破碎的痛苦，有写后人对革命牺牲者的悼念。小说有揭露士绅“仁义道德”假面下的卑劣肮脏（米星如《二难》），有控诉封建礼教对婚姻的扼杀（林凤《昨夜的梦》）。译文则有辛克莱、巴比塞、法朗士等小说的翻译。杂感专栏名曰“难省事”（Nonsense的译音），编者说：“专载光怪陆离，下流丑恶小资产阶级与革命阶级大家所不齿的杂文” 。“尽管骂人，只要骂得有理。不妨玩笑，但要笑而有趣” 。如白门秋生的《杂志新语》，三言两语评海上杂志，其中对刚刚面世的《戈壁》的评语只十个字：“雏耳，为龙为猪，异日再定。”
《戈壁》刊载了不少文学之外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文章。《马克斯的死与葬》题下是安格尔（恩格斯）纪念马克思的两篇文章：一是马克思的死。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写给沙基的信，报告了马克思逝世的经过。二是葬礼的演说词。现在通译为《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涅灵访问记》，是特罗斯基（托洛茨基）对列宁的回忆。列宁，这里译为“涅灵”。文章记述1902年10月的一个清早，他在伦敦见到列宁，及之后在列宁领导下的工作。《一个革命者的回忆》是俄国女革命家费娜·费格娜的回忆录。1881年3月1日，她在圣彼得堡大街上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被捕入狱。叶灵凤先译回忆录的第二部，记二十余年的囚禁生涯，从第一期起逐期连载。第三期有潘汉年的《信手写来》，名曰“信手”，说的却是当时第三党等敏感话题。
《戈壁》署“编辑者戈壁编辑部”，实际上如鲁迅所说是“叶灵凤独唱”：文章大都是叶灵凤或著或译，装帧插图更是他一手包办。上海美专“科班”出身的叶灵凤，善于绘画，且乐此不疲。第一期《戈壁》首页上的《未来的胜利》，就是他的作品。镰刀和斧头，工厂的烟囱和巨型的钢架。一个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的红色的“5”字，以突出的形象组合纪念劳动者的节日。创造社作家认为“文学是革命的前驱”，“大凡一个社会在停滞的时候”的文学都是“反革命的”。同一期《我们的文坛》就表现了创造社这种过分夸大文学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叶灵凤笔下的文坛上有“恶势力的压迫”，下有“劣根性”的羁绊，左右又有“世界的艺术”“幽默”“美爱”“灵肉”的干扰，只有“革命文学”正统，但火车轨道上的普罗列塔利亚，距离目标遥远，还有不止一万万哩（英里的旧称）。
《戈壁》创刊之前，1927年底，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自居为正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主体，已向“五四”以来的文坛发动了全面批判。这些左翼激进派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坛卓有成就者，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和革命文学运动的绊脚石，从而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中国现代文坛出现了一场围绕“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
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批判》第一期上，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点名攻击鲁迅，拉开战幕。他轻率地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除了肯定郭沫若为唯一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外，其他新文学作家都被他列入“非革命的倾向”。文中嘲讽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青年的叶灵凤是创造社的新锐，这时很得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元老的赏识。《戈壁》在“革命文学”论战中，自然不会置身局外。第二期黑木的《鲁迅骂人的策略》，骂“鲁迅之笔，以酸尖刻薄出名”，并总结了所谓鲁迅骂人的“孙子兵法”，称为“黔驴技”。这一期的《鲁迅先生》，更引发了叶灵凤和鲁迅长达数年的纠葛。这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漫画独占一页，与之相对的一页《鲁迅先生》题下是说明文字：“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如果说冯乃超的攻击是“文学的表现”，叶则是用直观的画面呈现，客观上是对冯文的呼应和声援。学者刘纪蕙指出：图中“抽象椭圆图形与大炮图像，穿插着如同箭头一般的锐角三角形以及具有攻击性的文字”，属于典型的未来派前卫作风，与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的作品《舞者=海》（Danzatrice = mare，习称《蛇舞》Danza serpentina）十分相近。塞维里尼“以几何而抽象的角锥形、圆弧形及锯齿形构图并且依照形状变化，而将字体的大小、粗细、排列作不同程度的扭转、变形。”（《前卫、颓废与国家形式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步刊物插图所呈现的视觉矛盾——以中期创造社为例》）这里，叶灵凤透过线条交错的画面要传达的是攻击与穿刺的力量。
鲁迅自然要对叶灵凤挑起的纠葛回击。
两个多月之后，1928年8月10日，鲁迅在《文坛的掌故》中嘲讽了某些“革命文学家”的“阴阳脸”：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同日，又写《革命咖啡店》，针对有人在报端说上海咖啡店为“理想的乐园”，在那里遇见鲁迅、郁达夫，认识潘汉年、叶灵凤云云，鲁迅挖苦道：
 
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
 
鲁迅在文中表示：“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1929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论争已基本结束，但叶、鲁的笔战却没有停止。这年11月，叶灵凤又有了新的动作。本来，《鲁迅先生》的画与文已经过于轻佻，不料他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了《穷愁的自传》。小说中的人物魏日青晨起入厕：“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担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叶灵风态度之不恭，语言之轻狂，鲁迅当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论及有些“革命文学者”脚踏“革命”“文学”两只船，环境较好时，“分明是革命者”；革命一被压迫，“不过是文学家”之后，刺了一笔：“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去了。”1934年11月，算来叶灵凤笔下那位用《呐喊》揩屁股的魏日青已经出现五年，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还忘不了这个过节儿，又给予他锋芒尖利的讥刺：“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叶灵凤与鲁迅的这段公案，是叶挑起的，而且是“图文并谬”。“与鲁迅先生‘相骂’，一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其实何尝是对手，倒被骂个‘流氓文人’，‘臭’名昭著。”
（金宏达：《〈叶灵凤文集〉前言》）不过，鲁迅的回击中，也有对叶灵凤学习英国画家毕亚兹莱（也译琵亚词侣）和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辛辣嘲讽，封叶是“流氓画家”，说叶“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奔流〉编校后记（二）》）。今天看来，鲁迅有的批评未免过于严苛。叶灵凤初期的模仿有着“生吞活剥”的痕迹，但后期的画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为后世留下的书籍装帧和插图，让读者见识了一个画家的风采。
叶灵凤生于江苏南京，病逝于香港。辛勤劳作半个世纪，以爱国者、进步作家终其一生。
《戈壁》出了四期就停刊了，从5月1日至6月16日，存世不足两月。
 
 
文摘三
《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
《十日谈》是邵洵美（1906—1968）创办的刊物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邵洵美先后编辑和创办了《狮吼》《金屋月刊》《新月》《诗刊》《论语》等文学杂志，《十日谈》《人言周刊》《自由谭》等综合性刊物，以及《时代画报》《声色画报》等，并开办时代书局、时代印刷厂。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邵洵美称得起一个大家。
邵洵美为什么要办《十日谈》？一说邵多年来雄心勃勃地经营出版事业，耽溺着迷于出版事业。有次，他读到了一篇记载英国新闻大王北岩爵士的成功是从发行一种八开本周刊《Answers Weekly》（《回答》）开始的文章，于是决意模仿，出版一本八开本的刊物。（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一说邵当时办的《时代画报》是份月刊，又常脱期，时有老朋友的久违之感，因此再办个旬刊。（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而邵的朋友章克标对“为什么要办”的说法却是：“这道理我想不出来，估计是那些漫画家先生们出的主意。”（《世纪挥手》）
1933年8月10日，《十日谈》出版，如同《论语》借用书名做刊名，《十日谈》这个刊名是借用了同名的外国名著。十日一期，每月逢十出版，刊名倒是符合实际。第一期起编辑者署“十日谈编辑部”，至第十五期改署“十日谈旬刊社”，到第二十四期止。第二十五期开始改为“编辑人杨天南”。发行者一项，第二十四期以前先后是中国美术刊行社、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出版社，第二十五期改为发行人，先是谢文德，后是郭明。编辑除章克标、杨天南之外，邵洵美也参与校对、编排、拼版、补白等工作。
《十日谈》创刊，有发刊词《我们的广告》，宣称：“《十日谈》为最有趣味之读物，没有伪君子的矜持，没有高等华人的作态，但并不流于低级趣味，也不堕入流氓阶级，不过激也不赤化，所以无危险，不趋奉也不结交权贵，所以不卑俗，真纯的坦白的，而且是很充满青春之朝气的，是人人的好朋友。”内容有时评新闻、科学艺术专论、小说散文、娱乐游艺等，几乎无所不包。《文坛画虎录》为章克标主持。
章克标（1900—2007），浙江海宁人。1919年去日本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入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期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回国后在上海立达学园、国立暨南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在上海参与编辑《一般》杂志。 1928年，入开明书店主编数学教科书。1929年，与邵洵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十日谈》。
《文坛画虎录》之前，1933年6月章克标有《文坛登龙术》在上海绿杨堂自费出版。广告曰：《文坛登龙术》 “确能抉摘文坛秘事之精英，道出扬名之秘诀，成功之捷径”，“振撼天下，轰动一时”。这自然是夸张的宣传。不过，《文坛登龙术》对文坛林林总总的恶行和伪善确也做了一定的揭露和讽刺，章克标因而声名远播。
章克标《〈文坛画虎录〉小引》（以下简称《小引》），称：“我做完了《文坛登龙术》之后，早就开始搜集材料，编一本《文坛绣虎录》，以记载当代文人的嘉言懿行，垂之千古，资为万世之楷模。可是此种材料，倍极珍贵，殊不易得，营营经年，所获无几，很觉失望。”他说，想到个人能力有限，视界既小，孤陋寡闻，因之向大众讨救兵，在杂志上设立专栏，向海内征稿，由编者一人负责。题名上改去“绣”字，是因为“自己生为男子汉，虽不堂堂，绣花针却不会拿，拿了也不会绣，工致的绣描，在这高速度回转的现代世间，其实也不时髦” 。“用画，虽有画虎不成之成语，大约画得好一点，就不妨事了。”
《小引》写道：
 
文坛上人，有好人，有坏人，有怪人也有常人，有小人也有老人，有大将也有走卒，有各种各样的诸式人等，可以不言而喻，那么描画起来，自然会光怪陆离，因为事实既如此歧异，记述也不免错杂了。文坛亦即社会，并不在社会以外，是很明白的，社会情形的如何复杂奇怪，文坛上决不会缺少，而且真实比虚构更奇，那么只要是真实的，即使似乎奇怪，也得发表出来，即使很平凡的，若不是事实，也只好放弃的。因之我们的画是实物写真的画，不是想象意想的画，而且可贵也在这一点，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至少本人相信是真实，才予以发表之机会。
 
《文坛画虎录》从第六期出场到第十八期，每期都标明“章克标编”。第十九期已不再有这四个字了，但终刊号末页，有《文坛画虎录编者谨启》：“兹因十日谈突然停刊，此间所积存之来稿甚多，现在乃无出路，殊与青年失业失学有相同之感触，因拟商请将该录出一单行本，除将未发表之存稿择优采入外，亦拟将已发表刊入，以求完美。故拟请投稿人暂勿来函催请退稿，而须再将该种稿件多多惠下，以使该录可以内容充实，编者所企盼也。”文中还对出版时间、赠书代稿酬等作了说明，落款是“原文坛画虎录编者章克标启”。
这个专栏共出了三十五期，随《十日谈》的停刊而结束。原八开本时，每期占两页；后杂志改十六开本，一般占五至八页，最多的一期竟占了十五页。文章总字数达二十七万字之多。“画虎录”先后“录”下文坛的大大小小新新旧旧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下一百七十余人：阿静的《左翼作家之群》，介绍了龚冰庐、孟超、沈端先、冯乃超、祝秀侠、郑伯奇、殷夫、潘汉年、鲁史、沈叶沉、陶晶孙、宛尔、杨邨人等十三人，并为每人画了一幅漫画头像；小岚的《北平文人》，速写了蹇先艾、金克木、台静农、熊佛西等多位在平作家；《两双兄弟》，记孙伏园和孙福熙、陈大慈和陈大悲；《记三兄弟》，记黎锦熙、黎锦晖、黎锦明黎氏昆仲。南国九作家的吕伦、黄韶年，厦门的梦韶（陈敦仁）、健尼（高云览），杭州、福州、长沙、梧州的文艺社团，1933年的文坛新人，都是扫描的对象。活跃在当时文坛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如林语堂、曹聚仁、郑振铎、张资平、郁达夫、沈从文、谢冰莹、谢六逸、宋春舫、李青崖、伍蠡甫、予且，戈公振、钱穆、卢冀野、张竞生、华林……尽收笔底。鲁迅、周作人也有介绍，只是篇数不多。编者言：“我们的画是实物写真的画”，但证之于刊出文字则距离甚远。记述不重史实，而偏于印象，着墨于轶闻趣事，情爱新闻。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新文学史无意或有意遗忘的作家，有的今日从《文坛画虎录》中尚可找到一点线索。如第四十五期写北平文人，有周伯上。伯上，周作人的儿子。“最初在大公报梁实秋主编的文学副刊，载了他一点文章，以后便稀见了，及华北日报的文艺副刊创刊，又不断的能看到伯上先生的文章。按文章说虽不太坏，却也一点没出色的地方。”评价虽不高，但对这位年轻人仍寄予期望：“环境与年龄都充分的在显示着广大的前程。”这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周丰一的文学创作的一份资料。
章克标在《小引》中说：这个栏目所以要有一个人来编，“因为来稿文句，必很综错，或须酌谋划一，必有一人负责看读。”再者，“这栏很容易给人借为攻讦之地，或故意揭发隐私，或无端捏造故实，十日谈编者不愿以贵重之篇幅供人作泄怒报怨之具，故希望仔细审慎，而本人对于此点，素有同感，因之毅然负担，决秉大公，以定取舍，抱定只记事实，务去虚夸之旨”。话是这样说，但时常有被画之“虎”因画者的失实而找上门来。
第二十六期有象恭的《陈衡哲与胡适》，文中说：陈衡哲与胡适同在美国留学，胡年少英俊，陈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胡适的婚姻是母亲一手包办，胡出国时答应回国之后结婚。胡为守这一诺之约而毅然拒绝了陈。“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第三十九期就有《胡适之来函抗议》。胡适1934年8月13日写给编者的长信中说：“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谈》第二十六期来，——这一期是我没有看过的，——他们指出其中的《文坛画虎录》中《陈衡哲和胡适》一条来给我看。他们对于这一条当然很生气，认为有恶意的造谣诽谤。我看了这一条，也感觉贵社殊不应登载这种全无根据的攻讦文字。”
胡适指出象恭虚夸不实的诬词:一，文中说陈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事实上，胡与陈留学并不同地。1917年任叔永邀胡同到陈的学校，见到一次。不久，胡就回国。直到三年后，陈和任君回国时，胡在南京才第二次见到陈。二，胡认识陈，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陈与任君做朋友，起于1916年的夏间。胡最初知道陈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三，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要求与胡“结为永久伴侣”，胡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理的诬蔑与侮辱。胡适说：
 
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信末胡适指出象恭显然是存心攻讦，编辑先生刊登此文当然应负责任，因此严正要求：“将我这封信不删一字的刊登”，并“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信后加的《编者案》，当为章克标所写。尽管他百般开脱：“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诽谤之意，以为不过倾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但不能不承认：“文中措辞，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检”。再三辩解，终归还是只有认错一途：“我们仍愿虚心坦怀向被误解任先生和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诺！”
1934年12月《十日谈》停刊，原因不详。章克标的回忆是：“《十日谈》的发行数在当时是中等水平，出版上大约不致亏本，但也不会有多大好处。它开支不大，第一，我没有拿编辑费；第二，所支稿费水平也不高，更没有特别雇佣的员工。发行数每期维持八千份的水平，没有能开展，也想不出打开局面的方法。后来我离开了上海，此刊可能没有人继续来办理了，只好停刊了事。”（《忆〈十日谈〉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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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220

开 本：32开

字 数：111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