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1）首张中华故都绝版照片，为藏家重金收藏，首次面世。（2）拍摄难度、质量当年最高，修复后效果更佳。（3）图片学术价值高，为罕见历史史料。（4）主编名气业界公认，已是圈内名人。

菲利斯•比阿托是19世纪著名摄影师，随英军行遍亚洲诸国，以拍摄战争闻名。1860年，他随军进入北京，站在正阳门城楼上、面对天安门方向拍摄了这世界第一幅的北京全景图。它由六张20x30英寸的蛋白照片合成，展现的是天安门广场在清晚期的形态，具有极高美术文献价值。本画册详细介绍该图的拍摄背景，将全景图切割成29块仍然清晰的细部图，由人文学者徐家宁考证了它的建筑和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秦风，本名徐宗懋，1958年生于台湾高雄，原籍福建古田，1980年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1983年进入新闻界，采访对象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后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主笔，撰写评论，专访各国政要。2000年成立新视语文化有限公司，从事历史影像收藏、写作，出版、展览等工作，近年发表的大量中国近代史研究文章，史料真实、视野独特。他成立徐宗懋图文馆，在海内外专注于搜集历史照片等资料，在台湾出版了60册之《20世纪台湾》，在大陆出版了《跨越海峡》、《西洋铜版画与近代中国》、《铁蹄下的南京》、《众生台湾》等多本历史图文集，在两岸文史界和收藏界独树一帜。
徐家宁，影像、文史研究工作者，文笔博雅，编译有《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等图文书。秦风，文史工作者，以收集研究文史老照片著名，出版过大量历史图文集，在社科界有较大的影响。

序/老北京经典影像之再造/秦风
总言/为摄影而生：比阿托一生的冒险经历/徐家宁
 
1 \ 宣武门城楼和箭楼
2 \ 南堂
3 \ 正阳门登城马道
4 \ 妙应寺白塔
5 \ 振武牌楼
6 \ 蚕池口教堂
7 \ 紫禁城角楼
8 \ 永安寺白塔
9 \ 西华门
10 \ 午门
11 \ 天安门
12 \ 大清门
13 \ 石狮子
14 \ 门卫的刀
15 \ 千步廊
16 \ 太庙
17 \ 东华门
18 \ 下马碑
19 \ 户部衙门
20 \ 礼部衙门
21 \ 敷文牌楼
22 \ 天棚
23 \ 坐在地上的百姓
24 \ 卖苹果的小贩
25 \ 马车
26 \ 值房内的水井
27 \ 天街旁的商铺
28 \ 前门下的告示
29 \ 崇文门城楼  

序
老北京经典影像之再造
秦风
 
当我们长年的工作伙伴“三人行老照片馆”从英国以高价购入菲利斯•比阿托的珍贵原版北京照片时，我就在想这批照片如何能够最好地运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播工作。2013年冬，我接到过以宏先生的邀请，到他的办公室观看这批珍贵影像时，脑中逐渐出现了清楚的答案。
首先，我们当然要编成画册，分享于众，这是一项最基本的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怎么挑选照片？怎么编辑成好书？我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菲利斯•比阿托已经出版了很完整的影像著作，而且在人类摄影史中赫赫有名。这意味着，即使我把眼前珍贵历史照片再集结成册，也不可能超越既有的成就。因此，我决定另辟蹊径，选择比阿托先生所拍摄的历史上第一张的北京全景图，将这张图进行再创作，以崭新的面目重现于世。“三人行老照片馆”所典藏的比阿托北京全景图为最早的版本，其珍贵性无可言喻。以蛋白照片的标准来说，其质量也是超高的。尽管如此，就纪实的眼光来说，这张全景图毕竟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画面昏黄，原本城市的景深和层次感变薄了，加上是由六张蛋白照片组合而成的，衔接的部分有着明显的线条痕迹，一眼看过去，画面难免被多层切割，无法一次感受到北京城全景的壮阔气派。
因此，我决定重新修饰这张全景图，目的是让它真正重现老北京城市的优美。我委托了多年的工作伙伴周庆辉先生，他是著名的台湾摄影师，也是修图专家。一开始，我们先进行综合性的讨论，决定修图的方向和准则。我们先把整个照片的底色恢复为黑白，去掉不同张照片衔接部分的黑影和模糊之处，最后再设定光源，加强景深。这份工作等于是重新描绘整张照片，由于照片本身并不大，未来放大时，很多细部粒子会变粗，因此，在每一个细节描绘上必须非常地仔细。同时为了忠于原作的结构，我们还反复地推敲照片中应有的老北京原貌，以免最后的成图失真。庆辉兄的工作从2013年12月开始，一直到2014年4月间，总共持续了五个月，动用了三位工作同仁，非常辛苦，也非常了不起！当他们将修饰好的图放大以后，立刻在观看者之间，激起阵阵的惊叹声。这张图不仅忠于比阿托的原作，也是一种再造，包含着原创的精神。
如今，我们将这张修饰好的北京全景图，完整地呈现在画册上，并且请家宁兄做了许多细部的解释。过去家宁兄在北京人文地理的著述上，有着杰出的成就，这次再次请他帮忙，甚感荣幸!
对于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我抱着由衷的感激，相信这本画册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也印证了人们对老北京城的美好想象。

总言
为摄影而生：比阿托一生的冒险经历
徐家宁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最南侧的正阳门城楼，是观赏北京城市风光一个极好的所在。站在城楼上自西向东眺望，可以看到国家大剧院、大陆银行旧址、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太庙、国家博物馆、美国大使馆旧址等各式建筑，以及这些地标建筑周围由不同时代的特色元素组合而成的城市背景。一百五十多年前，当照相机第一次被安放在正阳门城楼上的时候，它所捕捉到的画面与今天车水马龙的现代城市有着格局上的大体一致，外观上却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与北京有关的摄影史能够追溯的起点，当时架起相机按下快门，让古都北京的风貌第一次在照片上显现的人，是英国摄影师菲利斯·比阿托。
比阿托在克里米亚
菲利斯·比阿托（Felice Beato，1832～1909），出生于威尼斯，后随父母迁往同属威尼斯共和国的科孚岛（今属希腊）。威尼斯共和国在1815~1864年是大英帝国的保护国，因此他的出生证明上是英国籍，这样的身份对他之后的事业和经历起了很大作用。1844年，比阿托全家随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的父亲搬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由于地缘上的原因，那里一直是欧亚文化交通之地。少年的成长经历让他既能接受欧洲的教育，又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亚洲文化。1851年，他进入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1813～1888）开设的照相馆工作，并在同年买了一只法国产的镜头。比阿托进入罗伯森的照相馆并非偶然，因为罗伯森还有一个身份——比阿托的姐夫，他1855年娶了比阿托的姐姐莱奥尼达·玛利亚·玛蒂尔德·比阿托（Leonida Maria Matilda Beato）。
1853年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爆发领土争端，后英、法两国也加入奥斯曼帝国一方。这是世界上第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电报、蒸汽船、野战医院、天气预报等第一次被应用于战争，也是第一场用摄影术全面记录的战争。罗伯森1855年接替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1819～1869）成为记录这场血腥战争的主要摄影师。1856年，罗伯森把自己年轻的助手菲利斯·比阿托派往克里米亚半岛拍摄克里米亚战争。拍摄过这场战争的摄影师目前已知共11位，留下的影像记录大部分都由罗伯森和芬顿拍摄，而实际上自1856年起，署名“罗伯森照相馆”（Roberson，Beato and Co.）的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照片都是比阿托一人所摄。这些照片当年一传回英国立即引起轰动，市场上出售的复制品很快就售罄。
克里米亚的拍摄经历对于年轻的比阿托是种很好的锻炼，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其后的摄影道路。此外除了菲利斯·比阿托，他的弟弟安东尼（Antonio Beato，? ～1906）也为罗伯森工作。1857年比阿托兄弟被派往地中海拓展业务，他们去了埃及和希腊，拍摄了大量当地的宗教建筑。这段经历对比阿托来说也非常重要，在此期间他学习了如何经营一家照相馆。在19世纪，商业摄影师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还要有敏锐的眼光并懂得经营，知道拍摄什么样的照片会有市场，这正是比阿托最擅长的事情，成为他日后的主要经济来源，几次把他从投资的失败中挽救出来。
……
比阿托在中国
为前往北京换约，额尔金勋爵（James Bruce，8th Earl of Elgin and 12th Earl of Kincardine，1811～1863）组织了舰队前往中国，在印度参与平叛的格兰特及他的部队也在其中，并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司令。1860年3月，比阿托与格兰特同乘一艘船随英军抵达香港，在这里他拍摄了两张维多利亚湾的全景照。这时广州的战事已经结束，正处在巴夏礼和柏贵共同管理的傀儡政府之下。4月，比阿托前往广州，拍摄了一些建筑和当地人的生活场景。后联军北上，从香港经大连到天津，8月到达北京。比阿托在随联军行动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很多是一些中国城市的第一张照片，其中四张清漪园被烧毁之前的照片尤为珍贵。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未被烧毁之前的圆明园的照片，在现存的比阿托的作品中也没有发现此类照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去过圆明园。这不仅在诸多当时参战的英军官兵回忆录中可以找到线索，而且他离开中国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出售了他在中国“皇宫别苑”抢夺来的物品。
战争结束后，1860年11月比阿托随英军前往香港，他在香港洗印并售出部分自己拍摄的照片，之后经君士坦丁堡转而前往伦敦。1861年他在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刊登广告出售照片，介绍自己是拍摄过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平叛、中国“夏宫”（Summer Palace，实际上是指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的摄影师。但是他在伦敦的销售并不顺利，评论家普遍不喜欢他在印度和中国拍摄的风景照片，只有几张全景照片还算受欢迎。富有冒险和投机精神的比阿托在伦敦期间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股票市场，结果血本无归，他不得不再次依靠自己最擅长的摄影术重返东亚。
……
比阿托在缅甸
1887年比阿托再次回到亚洲，停靠在缅甸。当他抵达缅甸时身上只有10英镑，但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和娴熟的摄影技术，一边在缅北旅行一边拍摄照片售卖，后来还雇佣了几个当地人作助手。到1894年他累积了足够的资本，在曼德勒（Mandalay）开设了一家照相馆。曼德勒是缅甸著名的旅游景点，是外国游客必去之地，因此他的生意非常好。1895年，比阿托又开了一家古董店，定制、出售各种有特色的工艺品，最多时雇佣了800多名工人。1898年比阿托把自己的古董店转手，只保留了照相馆。1903年他结束了在缅甸的照相馆生意，回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909年1月9日病逝。
比阿托眼里的战争
《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在西方流传已久，艺术家们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艺术品，比如雕塑就有三个比较著名的版本。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雕刻的大卫头部略微转左，面色坚毅，上唇和鼻子附近的肌肉紧绷，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远方，身体肌肉丰满，右手拿着石头放松下垂，左手则将机弦搭在肩上，突出了大卫的英雄形象，展现了战斗之前的大卫；贝尼尼（Bernini）创作的大卫像则是扭曲身体，表情严峻，双手紧握机弦准备向歌利亚投掷石头那一刻，动感十足，表现了紧张的战斗场面；而多那太罗（Donatello）的版本则是大卫放松的站着，右手持剑向下，左手叉腰，脚下踩着歌利亚的头颅，表现大卫胜利者的姿态。对于同一题材的故事，不同时间段的截取使得艺术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内容。照相机最本质的工作正是对一个特定时间间隔内的事件的记录，对于这个时间点的主动选择，使得拍摄照片与文学和艺术创作一样，成为一种传达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同样一场战争，摄影师想通过照片表达什么样的内容，传递什么样的情绪，决定了他选取什么场景，采用什么样的构图。是要歌颂胜利者，表现战争的残酷，还是谴责暴力？又或许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满足观众人性中嗜血的一面，或对于新闻和八卦的追求？
对比阿托来说，抓住观众的眼球是他致力的目标也是最为擅长的事，因为归根到底，他是商业摄影师，而非摄影记者。他是靠卖照片吃饭的人，追求照片销售带来的直接利润，而不是寻求与拍摄对象本身有关的某种观点的表达，他需要的只是自己的作品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让这些照片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资，让更多的人购买和收藏。将他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战争摄影师是评论家们的看法，我想比阿托本人可能并不认同。尽管如此，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回看他拍摄的照片，回看他用镜头记录的军事冲突，说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纪实摄影师和战地摄影师毫不为过，19世纪发生在亚洲的几场重要的军事冲突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何用镜头表现战争对摄影师来说是个技术问题，画面的构成，时机的选择，细节的取舍等等，最终决定了观众所看到的战争的内容。摄影师可以拍正在冲锋的战士，或者地上的一具尸体，或者中弹倒地的那一刻。在比阿托那个年代，照相机无法处理动态场景，这一技术上的局限使得满地的遗骸或尚有体温的尸体成为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在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照片中，也有刚被攻陷、一片狼藉的（俄军）炮台，但在这些照片中看不到一具尸体一滴血迹；在比阿托1860年拍摄的刚被攻陷的大沽炮台和1871年拍摄的刚被攻陷的朝鲜炮台，则是尸横枕藉。苏珊·桑塔格曾说过：“照相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死亡相伴。”在当下这个时代，战争的血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并未身临其境的人深切感受，而在十九世纪，当摄影第一次被用来报道战争，当心系战事的民众看到远方战场上的废墟和尸体，那种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很难知道当比阿托进入刚被攻陷的大沽炮台，看到遍地中国守军尸体的时候作何感想，但可以确定的是面对这一场景，他找到了一种能让作品吸引更多注意力的处理方式。
纵观比阿托的人生经历，总是让我联想到卡帕，他们都有敏锐的嗅觉，哪里有热点事件就不顾危险地去哪里，这是他们能拍到好照片的基础。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1954年5月25日在越南太平省一处交火区域，卡帕突然决定下车去路边拍照。他刚离开五分钟，同行的约翰·莫克林（John Mecklin）和吉姆·卢卡斯（Jim Lucas）就听到卡帕那边传来爆炸声，坊间流传莫克林和卢卡斯不约而同地说：“他妈的，又让卡帕抢到好镜头了。”而事实上一枚地雷夺走了他的生命。早期在克里米亚的成功就让比阿托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人的本性中嗜血的一面在越早期的时代越少受到约束和压制，直面惨烈的伤亡场景常常是一种勇气的测试，对于摄影师和他的观众，都有基于特定环境的特别的价值。
比阿托眼里的北京
自元代起就有欧洲人造访北京，并留下了很多图像的记录。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来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文书兼记事官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f，1618~1672），即绘制了北京的图像，并收入康熙四年 (1665年)出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鞑靼可汗》一书；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觐见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使团中，绘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也绘制了很多北京的素描和水彩画，收入到多本著作中。但这些画作并不十分客观和准确，在摄影术被发明后，这座古老而伟大的城市第一次向欧洲人敞开，即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尽管在联军中有不止一位摄影师，但其他人拍摄的内容都不如比阿托全面。联军在广州、香港、大连、大沽、天津，尤其是在北京，随军队一路，比阿托都有拍摄，其中几张全景照尤为珍贵。在比阿托拍摄的北京照片中没有紫禁城内部的照片，因为当时联军的攻击重点在清政府实际的政治中心圆明园，紫禁城未被攻占，外国人未能进入。待到北京城再次全面地向照相机开放，是庚子事变发生的1900年，此时清廷已弃守紫禁城，外国摄影师几乎可以用他们的镜头记录每一间宫室。
从现存的资料看，比阿托很有可能是从罗伯森那里学到如何拍摄全景照片。拍摄这样的照片在比阿托的年代是一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事情，每拍完一张照片后必须调整相机的镜头方向，完全依靠肉眼的观察和判断来保证影像的连续，拍摄6张及以上的全景照不仅花费精力，花费的时间也很长。在1860年，比阿托采用的技术还是湿版摄影法，底片要在拍摄时现场制作。根据他自己的记录，每份蛋清要加15滴饱和的碘化钾溶液，均匀地涂抹在干净的、已经裁切好的玻璃板上，晾干待用。拍摄前将这些玻璃板浸在硝酸银溶液中，使玻璃板产生感光层，随后立即放到镜箱中，晴朗的室外需曝光2秒钟，室内10秒钟。然后将完成曝光的底片取出浸到没食子酸溶液中显影，再水洗后晾干，底片的拍摄工作就完成了。如果需要洗印照片，还要用同样的工序现场制作相纸，将底片和相纸放在夹子中夹紧，置于阳光下曝光，但这需要更长的时间。以上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在临时暗房——一顶帐篷内完成，可见他当时拍摄一张照片所花的时间有多长，步骤有多复杂，而多张照片拼接的全景照则更慢更麻烦。在比阿托存世的照片中，由6张以上照片拼接的全景照共7张，分别是1858年在大伊曼巴拉（the Grant Emaumbara）拍摄的拉克瑙（Lucknow）全景（6张），1860年在凯撒巴格宮（the Kaiser Bagh Palace）拍摄的拉克瑙全景，1860年在亚穆纳清真寺（Jumna Musjid）拍摄的德里（Delhi）全景，1860年3月香港九龙的英军驻地（6张），1860年8月拍摄的北塘炮台全景（9张），1860年8月的塘沽全景（8张），1860年10月在正阳门上拍摄的北京内城全景（6张）。
尽管比阿托因战地摄影闻名，他的风光和人像作品却宁静而平和。在比阿托拍摄的国家和地区中，地中海、日本和缅甸并非因战事前往，而因战事前往的几个国家中，如印度、中国和朝鲜，只有中国的风光和建筑照片没有废墟感，特别是从天津到北京这一段，反而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按说八里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联军和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决战之地，以比阿托的风格应该是遍地清军士兵的尸体才对，但实际上他镜头下的八里桥干净极了，看不到一点儿战争的狼藉，甚至称得上是肃穆祥和。还有在永安寺远眺景山和紫禁城，尽管看不到颜色，但能想像金色的屋顶掩映在一片葱绿之中，天际线上只有中国建筑坡面屋顶特有的曲线，在十月清爽的阳光下显得平缓而深远，令观者内心平静。这种感觉在他拍摄的北京城全景中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北京这座城市的感染力，是任何善于从构造中发现美的创作者都无法抵挡的。
评价一个摄影师的成就，可以看他作品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在19世纪的欧美，比阿托的摄影作品以盐纸照片、蛋白照片、木刻版画等形式出现在报纸、杂志、游记和各种战争回忆中。成为一位功成名就的摄影师也许是比阿托命中注定的，因为他不仅赶上了摄影术的时代，而且是图像传播的需求逐渐增大、同时限于技术条件来源稀缺的年代，他的那些充满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可以很快地传播到欧洲，再由欧洲向世界传递。从一位摄影师职业生涯的角度来说，比阿托是非常幸运的，摄影术诞生后的19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几次重大战争和地方冲突都有他的身影，都有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为今天的世界展示的重要的历史片段。比阿托的身体里流淌着热爱冒险的血液，这不仅支撑他参与和记录重要的战争场面，也让他积极参与日本和英国的投资事业，不论成功或是失败，始终以照相机为支点，与时代握手，追随时代的风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