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大型民国社会调查史料汇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系列◎民国社会学田野调查史料最完备汇集◎民国社会生存图景最全面客观的记录◎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谱系构建的基础
内容简介
2．本书是民国时期华西协和大学等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最大规模的结集。既能反映民国时期的当时四川地区全面的社会状况，又能反映四川大学在那一时期的学术风貌。
3．本书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民国社会的鲜活材料，对我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法学、教育学、民俗学、边政学等学科谱系源头的记录，对研究现代学科、学术流派的兴起和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主 编：何一民 男，1953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古都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社科学术期刊协会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会长。
姚乐野 男，1964年生，江苏人，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评审专家，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及技术带头人。
副主编：袁学良 龚胜泉 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
¯ 内容提要
这是继《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之后又一批民国社会调查史料的汇集。本卷收集的是民国时期四川大学的前身华西协和大学等校社会学系学生的毕业论文，部分兼有指导教师的批注意见。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四川周边的社会调查，共有88篇。这是一批尚未出版过的十分珍贵的史料，既能反映民国时期四川成都等地的社会状况，又能反映那一时期高校学生的学术水平与学术风貌。 这是一批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学术系谱的记录，对现代学科、学术流派的兴起史和现行教育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名家推荐
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是一件颇费气力而不容易讨好的工作，一般人做不了，“能者”又多乐观其成、享受其成果而不愿亲为其事。在李文海、黄兴涛、夏明方三位著名学者主持下，一批学者不辞辛劳，花数年时间，收集整理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为了解民国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与宗教信仰、少数民族等情况，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研究资料。我们一方面十分佩服这些学者在目前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时候能够花大力来整理史料，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另一方面我们对他们整理史料的眼力也表示钦佩——选入其中的，不少都是这一领域中非常经典、但一般读者又不易查找使用的调查资料。这批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的学者提供了方便，相信一定会对民国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王宪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并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和学位论文，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经李文海、夏明方和黄兴涛等人多年的艰辛努力和收编整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以系统全面的文本形式得以展现，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说，195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对于当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对中国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也将是无可替代的。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了解到民国时期存在的诸多社会乱象及其知识分子对这些社会乱象的治理方略。我们或许可以寻此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建设是否还有一些成功经验，如民国民间社会组织建设、民风改造等方面。或许还可以追问民国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是否已在今天得到解决？或者今天已转化为新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对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提供借鉴。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汇集了1920-19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调查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多个方面的一些社会调查成果，既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直接描述和记录，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社会调查学术史的早期记录，反映了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初步考察和研究结晶。其中许多问题是我们今天仍然在关注、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早期的学术开拓也是我们今天继续研究、重新起步的基础和阶梯，因此这些资料具有双重史料意义。这套书的出版，以及已列入计划的后续系列的出版，给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基础性资料，在近代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唯有这种学科基础建设工作的实施，才能使研究走上有序、正规、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使近代社会史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可以预见，随着一批近代社会史资料汇编的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将开始告别以往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分散化研究，而转入基础性与研究性相衔接的系统性、规模化研究，使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迈上一个新台阶。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这套书（《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有很多难找的资料收到里面了。比如“宗教民俗卷”《山东庙会调查》（山东民教馆编的）很难找，我在山东省图都没有找到，只是在这里才一睹全貌。他们调查的社会情况在今天还在继续，或者说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兴盛了。比如安国药市，直到今天也是北方和江西樟树并列的一个大的药材市场，药王庙会直到今天香火很盛，但是在民国时期情况怎么样，我们前辈学者的调查作了记载。等等，还有很多方面。这些调查有很多对后来学术发展影响非常大。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看到这些材料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觉得很好。1970年代搞研究困难性很大，找到目录后还要去查。材料很分散，每个图书馆只有一点点，只能是一家图书馆一家图书馆地去跑，复印费又很高。搞研究，就得把材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现在，这套《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把所有资料合在一起出版，真是功德无量。我注意到丛编里收录了孟天培、甘博的“二十五年来北京物价调查”，后来甘博又续编北京二十五年的教育。甘博曾在门头沟做过调查，再配合我们找到的明清时期门头沟材料，这样，从明清到民国时期，整个历史就能贯通了，这是很好的。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
编辑推荐
大型民国社会调查史料汇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系列
◎民国社会学田野调查史料最完备汇集
◎民国社会生存图景最全面客观的记录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谱系构建的基础
本书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民国社会的鲜活材料，对我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学术系谱的记录，对现代学科、学术流派的兴起史和现行教育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张永钦（丛书策划编辑）
目录
上 册
“哥老”组织之研究（邹良骥）
四川民社（周乐钦）
一个贫民窟的社会生活（黄华琳）
成都市参议会之过去与未来（言穆宝）
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蔡文娜）
成都市慈善团体的调查（冯献光）
华西坝百个劳工家庭生活之研究（张国纬）
成都茶店子农村社会概况调查（田其敏）
成都市34年度离婚的研究（黄谦）
成都市之乞丐（唐克修）
四川省立医院社会服务部个案工作研究（吴之琛）
马边县难民区之社会概况调查（曾祥竤）
四川离婚案的研究（刘太昌）
成都35年36年度成都地方法院刑事罪犯案件的分析（陈宏文）
四川成都监狱调查（冯淑南）
死亡之分析
——根据华西大学协合医院1948年病历记录（李培萼）
成都市社会行政（姚玉德）
洪雅社会救济事业之研究（沈禄增）
解放前之犯罪调查（钟坤富）
保姆功能之比较（严则馨）
成都市政（姜宗义）
成都市救济院概况调查（张继平）
成都市慈善机关之概况调查（张婉琼）
成都市人口统计分析（庞静华）
四川农村合作之检讨（李克成）
成都市合作事业概况调查（孙书容）
成都百个罪犯的研究（曹宏斌）
中 册
成都市院内救济机关研究（叶玉瑛）
四川华阳县涂家堰之农村家庭（谢显光）
抗战中成都人口的变迁（隆克常）
华西大学医院社会服务部1948年个案之分析（吕联珊）
成都附近各县合会之研究（刘良辉）
郫县犀和镇农村社会之调查（刘子翥）
石羊乡农村组织与乡村建设（吕思奎）
四川农村借贷之研究（伍玉和）
成都市青羊场集市研究（漆赫）
成都皮鞋手工业学徒生活调查（萧思齐）
成都市成衣业学徒生活状况之研究（严俊才）
成都市100个人力车夫生活调查（梅仲敏）
成都市金融之研究（刘桂芳）
成都市营业税之研究（龚桂芳）
成都市几个商业市场之研究（陈麒志）
四川成都50户农民副业之调查（蒋良珍）
崇庆县大划乡农家经济状况调查（许纯熙）
成都市花轿行业之研究（张文锦）
华西大学学生生活之研讨（陈光宗）
成都教会大学学生之宗教团体与信仰状况（张彩瑞）
成都市私立高中学生课外生活（张立信）
遗传环境与中学生行为的相关性
成都市社会教育的设施（杨志仁）
成都市盲残教养机关调查（贺永铭）
成都市民间读物之研究（孙蕙英）
成都婚丧礼俗之研究（陈钟慧）
成都旧式婚姻之研究（萧子黄）
成都丧礼之研究（刘衍宣）
五屯嘉戎之婚丧仪礼季节活动（三麦）
下 册
从川戏看四川社会（李光绩）
成都市电影业之社会地位（李声震）
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徐宝田）
成都祠堂之研究（幹天保）
成都家庭之禁忌（阳子寿）
成都节令风俗之研究（陈慧权）
成都觋师的研究（秦学圣）
成都市女佣生活调查（陈淑琼）
成都劳工托儿所儿童之研究（舒玉仙）
成都市第二保婴事务所37年度住院产妇生育情形与婴儿存亡关系（黄益）
成都市150个知识界妇女生活调查（史社系）
新津保育院儿童生活之研究（苏懿珠）
成都市慈惠堂育婴所（孙玉德）
成都市职业儿童与环境关系之研究（李玉）
贫富儿童家庭环境与生活状况研究（华达、蘅杨灼）
成都娼妓问题之研究（徐树墉）
华大女生生活态度之研究（张书容）
儿童健康与家庭环境关系（王海晏）
学龄儿童机关教养与家庭教养之比较（龙啟惠
成都乡村妇女抚育儿童的研究（李彬文）
成都复兴工厂童工生活概况调查（杨椒桐）
成都市中等学校女生课外活动与少女工作（王少芬）
成都外南婴儿的生育与死亡（刘仕铭）
华大儿童福利实验所幼儿部40个学生生活概况调查（洪瑜珊）
成都市托儿事业之研究（林桂华）
蓉港火柴女工生活（杜芬）
成都市小学校之职业家庭妇女生活（王鸿侪）
成都市职业妇女生活之调查（叶宗英）
儿童福利实验所服务工作与儿童生活（曾松筠）
96个中学女生家庭人口与生活费用调查（印天煜）
成都市女青年会征属福利工作调查（李德祥）
成都100个劳动儿童调查（费慎先）
后记（何一民）
精彩节选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所以，古往今来，但凡史家，务必讲求史料之完善与准确，甚至达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境界。中国历来的各种历史著述大都强调“征实”之重要性。司马迁访各地遗迹而后作千古史书，苏轼亲历石钟山而解其声响之故，徐霞客察百川而留地理游记……清末世变，经世致用的传统得到弘扬，士大夫越发以亲身体验的方式关注一个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纪行》等便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纵观各朝断代史，尤以近代史之史料最为丰富。一因年代距离今较近，文字器物均易于保存；二来许多年迈老者亦可做口述记忆。现代史家大都将这些史料分为档案、报刊、方志、日记、回忆录、碑刻、口述资料等多种类别，历史研究者自然亦遵照此类别去搜寻资料，并希图从中获得新的例证。梁启超在谈到“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时指出：“盖此前臆测之词，忽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西人科林伍德也说：“历史知识的扩大，主要就是通过寻求如何使用迄今被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是无用的这种或那种可知觉的事实作为证据而实现的。”可见新史料的占有对于历史研究之重要性。故除了追求立意的创新外，研究近代史的学人大都重视对这些保存相对完好的史料进行新的发掘和运用。然而，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史料类别，社会调查材料往往被忽略。民国时期，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了社会改良、社会服务或学术研究的目的，针对某种社会事实、社会现象或者是某个区域的社会概况，有意识地采用询问、实地观察或征集问卷等途径，从事相关资料、信息的搜集和整理、研究工作。应当说，社会调查从不同侧面以实地求证的方式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因此，社会调查及其论文报告在史料价值上的优越性并不亚于其他文献。
清季，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下，近代意义的社会调查已经出现。1902年，浙江留日学生成立的同乡会调查部被学界认为是国人为从事现代社会调查建立的第一个组织。此后，各地社会调查机构纷纷设立，各类社会调查蔚然成风。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传入以及教育方法的改进，社会调查越来越受到社会精英的重视。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迁、动荡不安的时代，国人对现实感怀的强烈欲望也前所未有。此时的社会调查也不仅仅存在于少数调查机构中，还为各大教育机构团体所运用，俨然成为一种潮流。这些社会调查往往根据改良的动机或者学科的需要来进行，因此其涉及面非常广泛，为我们当今更好地开展近代史，特别是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然而，长期以来，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都疏于整理，仅仅是沉积在各地图书馆或档案馆。有鉴于此，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先生率夏明方、黄兴涛等史学界新锐主编出版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已经出版的两辑，包括人口、婚姻家庭、乡村社会、城市生活、少数民族、底边社会、文教事业、社会组织、社会保障、宗教民俗等。编纂者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整理，多角度地呈现出民国时期的社会面貌。不过，这仅仅是浩如烟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一部分，当时由中外学者主持并用中外文写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现在仍不易见到的关于中国城乡社会田野考察的人类学作品还有很多；与此同时，由当时在校大学生完成的诸多调查报告或论文也有相当一部分存于现相应各大高校图书馆。因此，李文海先生决定发动相关高校学人共襄此举。
四川大学作为具有110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见证了近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兴衰荣辱，她也因此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近代史料。特别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40年代，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以及抗战时期迁川高校的社会学系、历史系等在教学理念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实践。有相当部分的老师和学生深入到城市、农村的工厂、学校、医院、市政机关、福利单位、各类组织进行实地查访和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有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研论文或者毕业论文。这些调查报告和论文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为今天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现存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这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总共200余份，涉及市政与法制、城乡经济、社会组织、人口家庭、市民生活、医疗卫生、妇幼保健、教育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因此，将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和出版，既能够达到更好地保存它们的目的，更能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在史料上提供十分必要的补充。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历任馆长对这批资料的保存和整理十分重视，2007年，时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姚乐野教授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课题组从事馆藏民国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的普查、整理、校勘以及选编工作。由于这些调查报告已经历大半个世纪，纸质极差。为了对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资料进行保护，相关工作人员只能在馆中录入文字并进行校对，整个整理工作历时一年多，其间还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地震灾害，四川大学所在的成都也受到影响，但相关人员仍然坚持工作，在此，我们代表今后所有使用这些资料的读者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即将出版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只有88份，这些只占四川大学保存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的一小部分，尽管数量不多，但内容也是相当丰富，大致勾勒出了当时成都城乡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世态景象。下面分类对相关资料略作简介。
一、市政与法制
在本次整理和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中，以市政与法制为题材的共7篇，但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将成都市政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有1篇，以参议会、社会科以及社会治安为题材的共有6篇。《成都市政》是一篇论文报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民国时期成都的市政沿革，并分别就市政府、市参议会、市政相关问题以及建设新成都计划等内容做了说明，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成都市政建设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其中部分资料为档案所未记载。《成都市参议会之过去与未来》则是对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立临时参议会后成都临时参议会的来源及其演变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成都市社会行政》是专门针对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当时的社会科为对象进行的调查，分别就民众组训、福利救济、工商管理等进行了介绍，为我们较清晰地描绘了当时成都政府社会工作的画面。另外4篇调查报告都是以成都社会治安和法制建设为题材的，它们分别是《四川成都监狱调查》、《成都35年36年度成都地方法院刑事犯罪案件分析》、《解放前之犯罪调查》和《成都百个罪犯的研究》。这些调查报告涉及对成都监狱以及一些犯罪案件介绍，是我们了解当时成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民众的生活环境以及人们对犯罪问题乃至法制建设的认知的重要素材。应该说，民国时期社会治安问题依旧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而此次整理出的犯罪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治安的一些典型案例。总的看来，此次整理和出版的这7篇关于市政与法制建设方面的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涉及面较广，不仅概述了我们关注较多的民国时期成都的市政组织和工程建设情况，还分别就当时参议工作、社会服务工作以及治安和法制建设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究。
二、城乡经济与社会
关于城乡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共13篇。这些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涉及民国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状况的有4篇，其余均以成都（或四川）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为题材。其中，《成都市金融之研究》探讨了1930年代末成都银行、钱庄的运作情况。在营业税方面，《成都市营业税之研究》介绍了营业税征收的历史、成都营业税局的成立，概述了当时成都地区营业税的种类、收取等各项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营业税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看点。而目前关于民国时期商业与集市的研究大都偏重于江南这一区域，《成都市几个商业市场之研究》强调了商业与成都城市发展的重要关系，并介绍了成都的百货和油米市场。除此之外，《成都市青羊场集市研究》专门讨论了城郊集市的地理位置、交易种类以及物价管理等，并对人们利用集市所进行的娱乐、迷信和哥老组织活动做了分析。
在涉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四川农村借贷之研究》、《崇庆县大划乡农家经济状况调查》和《四川成都五十户农民副业之调查》分别就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农村借贷、家庭收支以及各类产业做了计量分析。《郫县犀和镇农村社会之调查》和《成都茶店子农村社会概况调查》两篇报告分别介绍了犀和镇、茶店子两个农村地区的家庭、街市、宗祠、信仰和疾病卫生等社会生活状况。《四川农村合作之检讨》、《成都市合作事业概况调查》、《成都附近各县合会之研究》、《石羊乡农村组织与乡村建设》谈到了农村各种经济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形式，并分析了这些经济组织在促进农村建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三、社会组织与社会事业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事业的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四川袍哥和城市慈善组织等。在以往人们对近代四川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哥老会是备受关注的内容之一。作为一种帮会组织，哥老会在近代四川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1980年代末，隗瀛涛先生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就谈到了四川哥老会问题的特殊性。此次收录的《“哥老”组织之研究》是民国时期社会学专业学生的一篇毕业论文。文章参考了清时期遗留的介绍哥老会组织和术语的《海底》手抄本，并走访了当时的几位哥老会成员，详细阐述了哥老会的起源、沿革、组织纪律以及各种术语，同时分析了哥老会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应该说，《“哥老”组织之研究》是一篇较为全面介绍哥老会这一社会组织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代以来，成都和四川各地的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但相关研究不多。有鉴于此，我们专门整理了几篇对民国时期成都社会救济与慈善组织的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成都市慈善团体的调查》完成于1935年，该文选取了中国士人所办之慈惠堂、西人所办之盲哑学校和中西组合慈善会三个慈善团体，对其历史、组织、运作以及各慈善事项做了详细阐述。《成都市慈善机关之概况调查》则将成都慈善机关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对其发展历程、性质、组织和人事结构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并对当时成都一些主要的慈善机构做了简略的介绍。《成都市院内救济机关研究》专门针对四川省社会处社会科所管理之救济组织进行了调查。而《成都市救济院概况调查》则是对1947年成都救济院之各项工作事项所做的考察，其中还对被救济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现状等进行了详细阐述。《洪雅社会救济事业之研究》重点对洪雅县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背景、现状以及其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运作方式进行了较为翔实的研究。另外，《成都市女青年会征属福利工作调查》讲述的对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但作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下设组织的征属福利站，从事民众教育、家庭福利以及卫生保健等工作，仍旧具备社会救济的功能。
四、人口、家庭与社会生活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口、家庭、社会生活三者相互关联。因此，本书将有关人口、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调查报告放在一起，以凸显民国时期成都和四川人口、家庭的变迁和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样态。这类调查报告共计28篇，约占总量的32％。其中，直接反映人口变化的有《成都市人口统计分析》和《抗战中成都人口的变迁》2篇。前者以四川省会警察局户政室与成都市政府统计室的各类数据为资料来源，对1945年成都市的人口户数、性别比例、密度、死亡率做了概述，并就当时成都的婚姻状况、职业分配、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成都市人口统计分析》不同的是，《抗战中成都人口的变迁》着重考察了抗战中成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除了人口问题外，与之相关的家庭问题也颇为值得关注。因此，此次特别收录了7篇反映当时成都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成都市34年度离婚的研究》和《四川离婚案的研究》对当时成都（或四川）的离婚状况做了统计，分析了其社会原因，并叙述了其社会影响。《四川华阳县涂家堰之农村家庭》、《华西坝百个劳工家庭生活之研究》、《成都市小学校之职业家庭妇女生活》、《96个中学女生家庭人口与生活费用调查》和《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就家庭成员关系、日常收支、家庭教育等进行了细微考察。《成都市小学校之职业家庭妇女生活》分析了作为“家庭的妇女”和“社会的妇女”之区别。《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则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家庭婚姻、女性地位做了深入的探讨。
此次收录的社会调查与论文报告中，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有《华西大学学生生活之研讨》、《华大女生生活态度之研究》、《成都市私立高中学生课外生活》、《成都市中等学校女生课外活动与少女工作》等。这些调查报告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还未走向社会的人群及其日常生活。以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学生日常生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这类调查报告对于学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反映大众群体生活方面，《成都皮鞋手工业学徒生活调查》、《成都市成衣业学徒生活状况之研究》、《成都市100个人力车夫生活调查》等对民国时期成都普通劳工阶层的来源构成、工作环境、教育状况做了统计分析。《成都市之乞丐》、《一个贫民窟的社会生活》讲述了成都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生存样态；而《成都娼妓问题之研究》、《成都市150个知识界妇女生活调查》、《成都市女佣生活调查》、《蓉港火柴女工生活》、《成都市职业妇女生活之调查》等调查报告着重描绘了民国时期成都女性的日常生活；《成都复兴工厂童工生活概况调查》和《成都100个劳动儿童调查》对当时成都童工的形成根源、收入状况、心理健康以及教育等做了细致的考察。五、医疗卫生与妇幼保健
医疗卫生与妇幼保健通常被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当作一个相互区别但又关联的话题。事实上，无论是医疗史还是妇女儿童事业史，都已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此次整理和出版的以“医疗卫生与妇幼保健”为题材的报告共17篇，其中直接涉及医疗史的有3篇。《死亡之分析——根据华西大学协和医院1948年病历记录》以个案的形式对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籍贯及其死亡的原因做了调查分析。《四川省立医院社会服务部个案工作研究》和《华西大学医院社会服务部1948年个案之分析》，对当时医院的社会服务部这一特殊机构之工作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分析了身体疾病之外的社会疾病问题。
近代以来，妇女与儿童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关于妇女、儿童有关的报告数量较多，本资料集共选择了其中的部分。《成都乡村妇女抚育儿童的研究》、《成都外南婴儿的生育与死亡》等从妇女知识水平、婴儿死亡率以及教育状况多方面描述了当时成都农村婴儿抚育的情形；《成都市慈惠堂育婴所》、《成都市劳工托儿所儿童之研究》、《成都市托儿事业之研究》、《成都市第二保婴事务所37年度住院产妇生育情形与婴儿存亡关系》、《新津保育院儿童生活之研究》、《儿童福利实验所服务工作与儿童生活》等则以探讨育婴社会组织来分析当时成都地区的社会救助以及儿童的基本生存状况。其中，《儿童福利实验所服务工作与儿童生活》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篇社会调查，该文涉及民国时期的相当多资料，特别是对儿童福利实验所的形成、沿革、组织以及社会功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了被抚育儿童的籍贯来源、年龄性别、家庭构成、身体健康状况等，并提出发展儿童福利站的一些建议。另外，《学龄儿童机关教养与家庭教养之比较》、《贫富儿童家庭环境与生活状况研究》等的共同点在于分析了儿童的成长与家庭环境，包括家庭经济、父母职业、父母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保姆功能之比较》则对成都慈善堂育婴堂的服务主体——保姆的来源、构成、工作方法、家庭状况等做了说明，并介绍了保姆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培训，还在管理方式和训练技巧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六、教育文化与社会风俗
此次收录的社会调查报告与论文中以“教育文化和社会风俗”为主题的有16篇，其中反映教育文化的有6篇，反映社会风俗的有10篇。《成都市社会教育的设施》就当时成都的图书馆、科学馆、讲演会、娱乐室、体育会、民众教育馆、民众体育场等社会教育的载体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成都市盲残教养机关调查》侧重对盲残特殊教育的考察，阐述了成都盲残教育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成都市电影业之社会地位》和《从川戏看四川社会》则为我们展现了电影和戏曲的社会功能。《成都教会大学学生之宗教团体与信仰状况》反映了当时教会学校学生的文化心理。另外，《成都市民间读物之研究》通过介绍民间读物的产生、种类、社会功能等深刻挖掘了当时成都民间的伦理、政治、经济、宗教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成都旧式婚姻之研究》、《成都丧礼之研究》、《成都婚丧礼俗之研究》、《五屯嘉戎之婚丧仪礼季节活动》等，分别对成都地区的婚丧风俗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以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对成都地区家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活动以及人物关系中的禁忌进行详细讲述，探讨了其来历以及各种解释，从而弥补了档案、报刊、地方志等记述的不足。《成都节令风俗之研究》对成都地区一年中的重要节令，比如过年、除夕、上九、元宵、端午、观音会、财神会、中秋、九皇会、牛王会、冬至等相关的社会风俗习惯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考察了这些节令风俗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价值。《成都觋师的研究》采用直接获取巫师口述材料的方式，讲述了巫师的源流、发展及其职能，同时分析了成都巫师群体的构成、分布、道统、术语、法事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成都祠堂之研究》和《四川民社》反映了成都或四川地区宗族的祭祀活动；不同的是，前者讨论了对家族先祖的祭拜，后者则揭示了人们对土地的尊崇。《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以当时的华阳县为个案，介绍了这一地区客家民族迁徙的经过，并考察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
以上，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这只是一个引导而已。整理和出版此类调查报告和论文，无论是从史料的保护还是利用上来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可小视。
民国时期的各种调查报告和论文大都散存于各地图书馆或档案馆，出于保护的需要，目前大多数并未对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开放。对这些纸质史料进行保护是必要的，但如果藏之书馆，一方面纸质资料会出现物理性老化，另一方面也无疑让这些宝贵的史料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利用价值。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史料室之所以建立保存、整理历史文件的管理体制，其目的就是使史料的信息价值无论任何人、任何年代都能科学地加以利用。”而纸质史料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根据原始史料的原始形态复制出光盘、缩微胶卷、印刷出版物等替代品。因此，通过相关工作人员对这些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和论文进行梳理和出版，既能达到更好地保护这些史料的目的，也能使读者广泛地使用这些史料。
本书所整理出版的调查报告和论文的作者大多是学生，也有少量的教师，他们都受过较为严格的训练，故而所撰写的报告和论文，其资料除了来自亲身的社会调查外，还较为广泛地引用了当时的多种文献，这无异于“二重证据”。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调查报告和论文与我们通常利用的档案和报刊史料有所区别，一方面，它们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从史料的相互关系上看，它们又弥补了一般档案和报刊史料的不足，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佐证或反证。当然，调查报告也有其局限，也有不全面的地方，这就需要读者通过对各种史料进行比较来鉴别。
此次整理和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涉及市政与法制、城乡经济、社会组织、人口家庭、市民生活、医疗卫生、妇幼保健、教育文化、社会风俗等，十分广泛。除了一些研究的热点外，此次还特别注意整理过去研究薄弱的问题的资料，如关于乡村社会、家庭婚姻、妇女生活、儿童保育等方面的调查，这类调查报告占据了大量篇幅。据此，希望此书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些急需的史料素材。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史学界对上海、天津、汉口、重庆、广州、北京等城市研究蓬勃兴起，但对有如成都的内陆城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事实上，对民国时期的成都进行研究仍然有其典型意义。首先，成都是一个传统的内陆型平原城市，在近代受西化的冲击较小，因此，成都是我们在探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传统因素的一个理想案例。其次，抗战时期，成都是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的重要聚散地，其城市地位十分重要，这也是成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较为快速的阶段。因此，与其他城市相比，成都无疑具有历史和环境上双重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上述调查报告和论文在推动我们进一步开展对成都这一典型城市的研究上的作用就显得愈加重要了，这也符合当前史学在区域研究上的取向与要求。
总之，史料是治史的最基本根据。相比史学的其他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无疑更加丰富，其要求也更加精细。毫无疑问，此次整理出版的四川大学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既是对文物资料的保护，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需史料的一种扩充。我们希望这批精心梳理的史料不仅能够对当前相关的史学研究有所裨益，而且能够推动此后相关史料的继续整理和出版。
节选2|“哥老”组织之研究
第三节 “哥老”之沿革与分布情形及其鼎盛时代
考天地会创始年代，据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见罗汉校录《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其宗旨在推翻满清统治；其组织则根由《水浒传》之暗示。故不以左道煽惑群众，而以异姓一家，忠心义气团结人心；不以升仙作佛为归宿，而以恢复祖国，创建太平世界为目的。先是吴三桂以爱姬陈圆圆被李自成掳去之故，引清兵入关，图复私仇，殊知多尔衮竟卷中原，据天下为己有，民族惨史遂以因之。有郑芝龙者降清，其子成功耻之，图恢复，清帝令之招降，拒之，芝龙被戮，并夷三族，时顺治十八年事也。成功既悼明室之亡，复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即于是年九月与其所部兵将结为弟兄分品级作为进步次序，誓必复仇，将其部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远堂，约盟来归者，数千人，由此金台山之名播于全国。闻风而起者，颇不乏人。其后更遣其部将五人，向中原发展。后入少林寺出家，称为五祖世系相传，遂开洪门之盛。其后以成功次子郑经兵败厦门，又一度中落，故无记录。兹特将各地开山时间及主要姓名，填成统系表如下（略）：
至明之亡也，其情形与宋异。大河南北先受诸流寇之杀戮，人迹萧条，满族入关之后，以故无再与抵抗者；而起义逐满者，要皆为江南之人。其战争之最烈者，又莫如浙、闽、两粤，其率以扼地者，皆李张二贼之余烬，非尽人民恢复义师。浙闽则不然，凡抗清者，皆属本地义军。且其时也，两粤已亡(顺治十一二年之时)，浙闽义师，相具为唇齿，而闽之战争又剧于浙，满族政府则设总督于其地以控制之。福建反满最烈，其受杀戮亦最深，故其仇满之心因之而最切。于是洪门之秘密团体组织——天地会——则出于其间也。此节参考陶成章《教会流源考》之教会发源地及其蔓延区域。
因浙闽相联合，故洪门之传布，由闽而先入于浙。浙人广为传布，以达江苏，遂及于江西。康熙中叶有张念一者，别称念一和尚，以浙东之大岚山为根据地，联络浙西天目山及太湖之党徒，与鄱阳之戈陈，不幸中途失败，洪门遂绝迹于浙江、江苏、江西。其在福建者，满清又不及知。于是福建之洪门，乃改其方向，流入于粤，隐其天地会名称，以避满人之耳目，取洪字边旁氵字之义，号曰“三点”。后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兆，又改为“三合”。于是由粤而赣而桂，“三点”、“三合”之势力则大著也。朱九涛者，三合会之首领也。传其天地会之绪于洪秀全，秀全窃取天主教之义以附会之，其称天为父，称国号曰天国，官以天名，上下一体，皆以兄弟相称，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也。湖南之人，不识其义，视以妖异，于是曾国藩等练湘勇以扑灭之。李世贤李秀成以大仇未复，并知湘勇必为清政府所重，于是潜使洪门兄弟投效于湘军以引导之，避去“三点”“三合”之名，因会党有老大哥之别号，遂易其名曰“哥老”。是故“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皆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曰洪门。至光绪甲午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孙先生复赴香港成立兴中会，参加者有“哥老”巨子刘传福、萧松山、何玉林等。更至宣统三年(辛亥)四川保路事起，乃赖此互助力量，推倒满清，卒达光复目的。由此哥老组织，各地公开，遍行于全国矣。此后为其鼎盛时代。直至年来与会人物复杂，政府乃有取缔之令，所谓“哥老”，非尽为盗匪，而盗匪皆出身“哥老”者矣。兹将其现时势力述之于后，以见一般。此节参考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之教会发源地及其蔓延区域。
(一)天地会名称已变，其不改名称之本支，惟福建有之。
(二)三点会广东最盛；福建次之；广西又次之。
(三)三合会广东最盛；广西次之；湖南之邻近广西者，亦间或有之。
(四)哥老会湖北、湖南最盛；四川、浙江多；云南次之；安徽、江苏、河南、山西又次之；江西附近，长江各处又次之；陕西、甘肃、新疆又次之；山东、直隶亦间有之。
以上所列，均洪门也。起自天地会，余皆为其支流。其势力之传播也，由闽而浙，中道挫跌，于是遂由闽而广，而赣，而湘，中国遂遍。要之，皆由南而北也。
第四节“哥老”与青红帮
哥老之起源已如上述。所谓“红帮”者，要皆不过为天地会之别名(即“三点”、“三合”、“哥老”诸会之总称)；所谓“青帮”者，乃系“哥老”之余绪。故“三点”、“三合”、“哥老”诸会，统称之曰洪门，又号洪家，别称洪帮。俗讹为红帮。哥老会出现以后，乃有潘庆者，窃其余绪，以组织潘门或曰潘家；又名庆帮。俗讹为青帮。其分立之原因：盖由潘庆为贩卖私盐之魁首，而“哥老”之徒，皆属湘勇，则又为捕贩卖私盐者也。势成反对，故别立旗帜。然湘勇之捕盐枭也乃其名而无其实；故虽有反对之名，而无其实。且其源流，本出洪门，尚未尽忘木本水源之意。故凡潘门(青帮)兄弟，遇见洪门(红帮)兄弟，其开口语必曰潘洪原是一家。介于洪潘二家之间，别有一团体也，名曰江湖团江湖团，跑江湖团体，以卖技为生活，糊口四方，无一定之行踪。。其人多江湖卖技者流，而附之以流丐。其首倡之人，已不可考。卖技者糊口四方，既不得不缔交于洪门，复不能不附和于潘家，始可来往无碍，故介于其间也。其所以别成一队者，则为其招呼同业者而发，非有他也。见陶成章著《教会源流考》之教会联合及其分裂。兹将其系统以表明之如左：
天地会三点会
三合会
哥老会洪门（红帮）
青帮
“青”“红”帮与“哥老”之关系已如上述。故此节所应特加阐述者，厥为“青”帮。今以不同于洪门者，分别详述于后：
(一)加入青帮之仪式介绍人有二：一名引进师，一名船跳师。师父收徒弟谓之开山门、摆香堂。徒弟拜师父，谓之入安清、进家门。其仪式之举行也，大半在庙中摆设香案，供以祖师爷(潘庆)之灵位，叩头四十九，然后向“老头子”老头子，背面称呼师父之隐语。叩头。叩头时，左手加于右手背上。桌上放置拜师父之红帖，帖前署己名，其次父名，其次祖名，其次所拜师父名。帖后有四句隐语：“一祖传流，万古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此外尚有一红封套，套面署以“孝敬”二字，此乃拜师之贽敬也。然后再为请示学习隐语。
(二)青帮之班辈共有二十四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是。尚有后二十四字，如万众皈依……等是。
(三)青帮之帮规青帮帮规亦甚多，而其最紧要者为十大帮规，中以(1)不准盗卖帮规；(2)不准欺师灭祖；(3)不准抓灰倒笼；(4)不准反教啃槽；(5)不准奸淫寡妇五条为最重。其他如孝顺父母敬重天地之类，亦为其不可或阙者。
(四)帮中之隐语帮中人称“同道”者曰“自己人”、“我辈”、“混光棍的”、“相府”；上海则名曰“白相人”。对“门外汉”，则称曰“洋盘”、“空子”；湖北人则称“环子”。“面”曰“而三”。“眼睛”曰“招子”(读爪字音)，故其谓识人不识人曰“招子亮不亮”。“头”曰“皂目子”。“口”曰“箝子”。“耳”曰“招风子”。“血”曰“光子”(读去声)。自称曰“鹅黄”。其次为对百家姓称呼之隐语：帮中人在“姓”之下加“户里”二字，如姓“王”曰“横户里”，言其三横是也。他如姓“阎”曰“酵户里”；姓“陈”曰“淹户里”；姓“张”曰“跳户里”；姓“萧”曰“吹户里”；姓“赵”曰“亮户里”等等，或取其形象，或会其意思，不一而具。总上以论，青帮与哥老之别，一以灭清复明为目的，一以号召同业奔走江湖为生活；一则拜成师徒，一则结为弟兄。然皆系出自洪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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