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战期间被日军残暴虐待的盟军战俘☆这是被 日军自诩为“模范”的死亡战俘营☆这是见证中国战区在二战中历史地位的特殊记忆

本书展示了二战期间日军在沈阳建立的盟军战俘营的历史原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揭示这个以“高度专业化、高死亡率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的盟军战俘营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露了日军虐待、奴役盟军战俘，违反国际准则的罪行和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人类罪行。

编著者简介

杨竞，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二战战俘问题研究，在国内率先开展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历史研究。主要学术著作：《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在《历史研究》、《人民日报》、（美）《海军历史》、（美）《空军历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报刊发表二战日军战俘问题的学术论文10余篇。

序
 
1.引言
2初到奉天    
3死亡战俘营
4新“家”    
5 劳役工厂（MKK）  
6 美国战略轰炸：B-29      
7 国际红十字会（ICRC）  
8高官云集    
9 解放：北美红雀行动      
10. 回家

序 |杨　竞
　　　
    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已经使得人们的许多习惯发生了改变，从衣食住行用到工作、学习，变化无处不在，其来势之迅猛让人无法抗拒，只能被裹挟着前行。这其中，尤以人们的阅读习惯的变化显得最为突出。传统的图书和报刊等纸媒已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或主要的读物，电子书或纸媒读物电子版大行其道，人们在尽享互联网方便、快捷和海量信息的优势的同时，正逐渐将其视为阅读首选途径。因此，动辄数以十万字计的大部头纸媒图书若偶能放下“大餐”身段，甘当一份“快餐”，或许不失为在这场分庭抗礼式的严峻现实面前的华丽转身。因为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正处在一个文化快餐的时代。就一般情形而言，人们无暇细究慢品，只求略知一二，更看重的是时效。其实这个看似简单的需求，提出的却是更加苛刻的要求，如何能够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提供丰富、精准的信息，其实更是在考验着图书作者能否或如何拿出“干货”奉献给读者。
    一百多年前，英语里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叫做“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意思是说一张图片足以顶得上一千个字。琢磨一下，这话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今天而言，人们对图片的认知度和依赖度已经远远超过以往，一条短信70个字，一条微博140个字，即便对文字的要求已经如此简洁，懒得抠字的人们还是干脆寥寥数语，上图了之，“有图有真相”嘛，图文并茂正在从时尚走向趋势。如此说来，本书决定采用“史事图说”的方法介绍“日本盟军战俘营”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算是识时务之举，期待的是能够给读者献上一份干货十足的快餐。
    其实，“以图解史”近年来已经算不上新鲜的做法，相关的研究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最初先是有许多用老照片讲述历史故事的图文书面世，让人觉得了解往事不一定需要再到冗长的字里行间去寻求画面感，令人赏心悦目；而后又陆续有史学界的专业人士开始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解读传统、规范的历史题材，这让人觉得读史不再枯燥，那些深邃久远的历史“画卷”竟然也能够如此鲜活具体，让人耳目一新。总之，历史照片等影像类史料已经不再限于是玩家的猎奇藏品，也不再是默默无闻地躺在博物馆里的库存，虽然还不至于取代传统的、主流的文字史料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它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并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接到就日军战俘营这个题材做一部图文书的选题建议时，我权衡再三，决定一试。当然，我知道自己并无摸石头过河的胆识，不过趟水过河还不至于丢了身家性命，因为有诸多优秀的同行们的开先河之作或为借鉴或为启发，这一尝试对我而言已无成败之忧，更多的要求还是书稿本身之工拙。
    那么，怎样才算是一部好的历史题材的图文书呢？我认为其标准既不复杂也不深奥，最核心的东西不外乎图、文二字。图是筋骨，文是血肉，二者相互呼应构成有机整体，相得益彰，图文并重，既不能因偏爱照片而顾此失彼，也不能因侧重文字而喧宾夺主。图，力求完整、系统，构建一副竖得起、立得住的骨架，避免给读者造成“断片儿”的感觉。文，要力求解读有力道、有内容，从而让静止的图片鲜活起来，既要给读者提供引领式的解读，也要给他们留出思考的空间。如此这般相互配合，才有可能让图片把其背后的那一千个字自己说出来，这大概就是那种把快餐吃出点儿大餐的味道的境界吧。
    伴随着过去二十几年间对日军战俘营历史的挖掘和研究，特别是近十年来对日军战俘营幸存战俘老兵口述史研究的深入，我对日军战俘营的史事越发熟悉，掌握的史料也越发丰富，其中历史照片资料也越来越充实，基本达到了相对完整和系统，尽管极其个别的环节在数量上仍稍显薄弱，但不影响基本骨架的构筑。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翔实的前期储备，才保证了本书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一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使用的历史照片内容之丰富和充实，不只体现在数量多上，最重要的是这些照片都是相关史事的第一手资料，都是对史事发生时的当下的真实纪录，既有出自当事各方之手的存照，也有来自第三方视角的观察。对照片的解读是在坚持基于史事知识的解读的同时，增加了一些以史事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为见证的诠释，这种引入口述史料的解读方式或许算得上是一种新的尝试。就图与文的相互关系来说，彼此的确做到了相得益彰、互为呼应。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呈现一幅有血有肉的画面，讲述一段如泣如诉的往事。当然，这是作者的初衷和愿望，至于能否如愿还有待读者批判和检验。若果真有人还能吃出点儿大餐的味道，那自然要感谢读者的抬爱了。
    本书付梓出版之际，内心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我要感谢多年来支持我研究工作的幸存战俘老兵、原侵华日军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们以及国外研究同行，他们对我的支持是全方位的、慷慨的和一以贯之的。没有他们倾心讲述，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具体的史事细节，没有他们慷慨提供照片，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历史呈现。受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具名，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俄罗斯国家影像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荷兰国家档案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麦克阿瑟博物馆等官方档案管理机构，以及国际红十字会档案局等诸多社会组织和商业图文机构，他们的鼎力相助弥补了许多史料缺失，使本书的照片更趋系统和完整。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老师和黄姗姗老师。冠珍老师长期专注图文图书的出版工作，是业界的资深人士。正是她对本书选题的判断和把握给了我十足的勇气完成此书稿。感谢黄珊珊老师在本书的具体编辑过程中付出的智慧和汗水。当然，本书若能受到读者的认可或接纳，那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倘若有所不足或缺憾，那当归因本人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节选1|战俘·厄运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有战争就有战俘是不争的事实，太平洋战争也没能成为例外，但是盟军战俘所经历的残暴奴役和非人虐待骇人听闻，堪称史无前例。以盟军战俘的生命和苦难所书就的这份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寝陋的负遗产，不仅是二战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也该是人类勿忘历史、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刻饥刻骨的警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战争规模和战场形态比以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战俘数量之众不仅前所未有也始料未及，其间围绕战俘待遇问题所发生的违反国际公约和虐待战俘的行为更成为战争犯罪的主要罪行之一。其中，以残暴虐待战俘并致大量盟军战俘死亡的 “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被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与“南京大屠杀”齐名的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
    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七万多投降的美菲士兵被迫在烈日下徒步行进，前往120公里以外的战俘集结地。日军不提供任何粮食和饮水，遇到战俘掉队或者偷偷喝水，日军直接用刺刀步枪就地杀死，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冒着被处决的危险寻找水喝。 路边的河里漂浮着尸体，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飞舞。 但这阻挡不了战俘们大口的饮用。本间雅晴下达命令，任何不能走到的战俘集中营的美国俘虏都可被立即处死。当战俘们最终到达终点奥德内尔战俘营时，已有一万五千人因饥渴而死，或遭日军虐杀。这就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由来。
    1942年6月间，日军大本营命令在一年之内在泰国和缅甸间修建一条铁路，以确保在缅日军的物资和兵力的运输，防御盟军的反击，从而严防盟军从新加坡到缅甸之间的孟加拉湾一线对日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这条铁路对于日军对印度展开的攻势也至关重要。日军大规模调用的人力包括5万盟军战俘和20万强征的劳工。由于极端的恶劣气候、超强度的劳役、营养严重缺乏、大范围蔓延的热带疾病以及缺医少药等原因，造成1.6万名战俘和超过50%的劳工死亡，泰缅铁路因此得名“死亡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泯灭人性的虐待战俘行为，令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迫切需要修订1929年版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现行的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法便是指《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日内瓦第3公约，它共有143条正文和5个附件，对1929年同名公约进行了更加具体的修订和补充，其主要内容包括战俘系处在敌国国家权力管辖之下，而非处在俘获他的个人或军事单位的权力之下，故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并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照顾等应得到保障；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在任何情况下，战俘均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的一部或全部权利等诸多更具指导性的战俘保护条款。所有这些条款的修订和完善正是基于人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普遍发生的虐待战俘行为的深刻反思。
    正所谓“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人类对待战俘的态度也是随着时空的变迁经历了变化的过程。荒蛮时代战俘或是成为杀戮对象，或是被看作战利品，或是被用作奴隶。封建时代的欧洲，更有贵族拿战俘来作赎罪的祭品。关于战俘待遇问题的现代理念和观点最早出现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二者各自独立的观点都认为，俘虏者对战俘的权利当仅限于防止后者再度成为有生战斗力量，而且这样的权利当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即刻终止。这些观点在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的《国际法或自然法原则》中得到提升，“任何人虐待一国之公民,就是对该国家的间接侵犯。”直到美国国内战期间，弗朗西斯·列布尔才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地书以书面形式阐释了战俘待遇的原则。
    第一部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条约是1899年7月29日在海牙和平会议上签署的，1907年签署的《海牙公约》进一步拓展了1899年条约的相关条款。但是，后来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表明，原有条约的条款并不够充分，也缺乏准确性。因此，国际红十字会提议并起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准则。这些不足后来由交战国于1917年和1918年在波恩达成的特别协议中由所弥补。1921年，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年会上表明希望就战俘待遇问题制定一部特别公约。1929年国际红十字会向日内瓦外交年会提交了公约文本。该公约并没有完全取代而只是完善了早前的海牙公约，其中最重要的新增内容包括禁止对战俘实施报复行为、集体惩罚行为以及战俘工作的组织、战俘代表的认定和保护国可行使的管辖权等条款。
    1929年7月27日，47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这其中日本也在签署国之列。但是，日本后来并没有批准加入该条约。究其原因，无外乎日本社会整体与西方社会在战俘观上的分歧所暴露出的不可调和性。日军的纪律归根结底源于武士道精神，依照武士道精神，最为基本的准则就是宁死不降，投降是对天皇、国家、团体、家庭和本人的莫大耻辱。战死疆场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就是日本人的战俘观。而西方的战俘观归根结底是以尊重生命权为准则，对生命的最大限度的保护或保全和对战场优劣态势的客观服从。因此，日本人认为批准加入这样的公约，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独有的优势，或者说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日军在太平洋场场上的虐俘恶性愈演愈烈，遭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谴责。为此，国际红十字会作出不懈努力，提出交战国各方在对等原则的基础上提供战俘名册，并主张日本应该以遵循崇国际惯例的方式事实上执行1929年日内瓦公约。作为妥协，日本同意正式设立俘虏情报机构用以交换战俘信息，但原则上只同意执行其在日俄战争期间所执行的战俘待遇的法则。尽管如此，日方却一再删减那些对其不利的条款，例如为战俘提供衣物和利用战俘劳役等都只字不提。而根据国际法，战俘除可以从事与战俘营营区内外相关的劳动外，不得从事对占领国有益的劳役。
    正是在上述历史演变和战时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在获得战场初期的胜利并俘虏数35万盟军战俘后，日本人抛出“以战养战”的战时策略，既利用战场上掠得的人力、财力和无力继续服务于战争。时任日本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曾经直白地这样表述过，在日本我们对于战俘具有自己的观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多少要与欧美有所不同；应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技术来增加我国的生产，并应该努力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使有任何人力浪费。
    日军将大批盟军战俘关押在日本本土及其所占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的战俘营，利用战俘充当劳役从事各种体力的和技术性的劳动进行战争物资的生产和当地资源的掠夺，充分利用战俘的人力资源支撑侵略战争，这成为日本在二战中进行战争掠夺和非法获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日军调动和征用大批商船，将盟军战俘运送到日本本土以及日军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利用战俘在工厂、矿山、农田以及桥梁、铁路等建筑工地充当劳役，关押这些战俘的战俘营也因此就地设立。仅在其本土以外，日军就在其占领下的伪满洲国奉天、上海、台湾、香港和朝鲜、马来亚、菲律宾、泰国、爪哇、马来西亚和海南等地设立了104处战俘营的本所及分所或派遣所，在那里盟军战俘被迫充当劳工。日军用来运送战俘的船只由于搭载人数众多、空间狭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加之舰船不做任何有关战俘的明确标示，在沿途海域经常遭受盟军炮火的袭击，造成盟军战俘在未抵达目的地时就出现大量伤亡，死者随即在船上进行海葬。这些运送盟军战俘的日本船只也因此被称为“地狱之船”。
    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间日军在伪满洲国奉天（今沈阳）设立的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正是日军在本土外设立的众多战俘营之一，是日军实施“以战养战”战时策略的典型。1942年8月22日本陆军省次官木村兵太郎致函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指出要调集1500名盟军战俘用以充实和提高“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其制造机床的能力来满足日本加紧生产防空高炮、军火和飞机所需要的机床设备。对此，笠原幸雄当年9月回复称已经完全做好接收1500名战俘的准备工作，只待尽快安排战俘到达。
    沈阳盟军战俘营以高死亡率、高度专业性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突出反映了日军所设战俘营的历史状况，揭示了日军最大限度地攫取盟军战俘的人力资源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核心目的，见证了盟军战俘悲惨境遇和苦难经历，揭示了日军试图以高官战俘为人质资本负隅顽抗，昭示了日军企图以已经占领多年的中国东北为“后方”进行侵略战争的企图，并长期占领“满洲”的战略规划。
    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是对日军践踏国际准则、违反人道主义的国际公约和所犯战争罪行的见证和记载，为当代人对这一史实的认识和评价提供了事实基础，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太平洋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page]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