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旧文丛”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个图书系列，写作范围是晚清民国的文史人事。丛书主要面向近代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作者均是多年游走在民国故纸堆中的掌故家，擅长挖历史讲故事的媒体人，文章短小精练，集趣味性、知识性、资料性于一体，可读性强。丛书在装帧上采用小32开精装，每本书篇幅均在10万字以内，兼有少量精美插图，内文版式疏朗洁净，整体风格素朴清新。

著者简介

姚一鸣，男，六十年代生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沪上出版社、书店等，现在机关工作。平时喜集藏旧书，业余以写文为主，作品多刊于《藏书报》、《博览群书》、《上海滩》、《闲话》等报刊，已出版《文学背后的故事》（台湾秀威），《中国旧书局》。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潜心研究现代文化，熟知民国时期文人的经历与掌故，以翔实的史料，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事件进行深入阐述，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周作人、刘半农、沈从文、施蛰存、俞平伯等民国文人，再度以鲜活的形象，凸现于世人眼前。作者铺陈往事细致生动，事况情境鲜活有趣，可为读者提供新的阅读感受和观察视角。

序 /1
 
第一辑：周作人/俞平伯
 
风雨飘渺独自在
——辛亥革命前后的周作人 /
俞平伯的“西还” /
中年文章
——1930年代初期的俞平伯与周作人 /
 
第二辑：沈从文/施蛰存
 
红黑时光
——1928年至1929年沈从文在上海/
从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
——1930年的沈从文/
沈从文施蛰存断鸿记 /
1947年前后的沈从文 /
求学内外的施蛰存 /
施蛰存和无相庵 /
 
第三辑：刘半农/陆费逵/李涵秋/叶灵凤
 
睁开蒙眬眼
——五四以前的刘半农 /
陆费逵和商务中华教科书之争 /
李涵秋的上海一年 /
北游之外:1927年的叶灵凤 /
 
跋 /

序
我大学时代读的是古文字专业，照例应是对古代文献有兴趣，但偏偏钟情于中国的新文学，几年以来，阅读了大量有关新文学的著作，平时也搜集一些民国的版本，在阅读过程中渐渐有了一些心得，开始关注新文学主流文学史之外的人和事，一些以前受批判和不被重视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几十年后还有人在阅读和研究？另有疑惑在于，新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与之共存的旧派文学为什么在市民阶层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旧文学作家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一些新文学史上的论争是怎样产生的？其前因后果的论断在现在看来有无可商议之处？种种的问题使我看书有了一种方向，也有了一些思索。这也是我文章中想要体现的。
不惑之年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兴趣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拒绝一些虚构类的文学作品，更多时候阅读倾向于历史人文传记类和现代文人的回忆录、日记之类，对于书本之外的历史真相，对于现代文人在社会历史大环境下的生存和思想，特别感兴趣。阅读之后便有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但真正要写，对于我来说并非易事。
在这其中，读到了散木和邵建刊登于报刊的一些文章，给予我很多的启示。他们在文章中，对于新文学中的人和事，用现代的眼光去认识，去钩沉一些史实，很耐看。写这样的文章，资料的运用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当年的经历者，即使是当年的经历者，写同一件事也会有出入，更何况是几十年后的我们。怎样去使用和辨别资料，这就需要善于判断，如果人云亦云，则失去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意义了。在构思和査找资料的过程中，要触类旁通，有时需要找到一个点，再从点到面，再到层。这个点有时是一篇文章，有时又是一封信，而扩展到社会背景，以及人物在特定时间环境下的状况，写作便有了一个基本面。接下去就是围绕这个基本面，逐层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之中，查找相关资料的环节很重要，要对所见资料进行筛选；对于构思的环节来说，有时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盘旋在心头的人物和故事时时出现，到一旦成熟，找到一个切入点以后，真正到写作时，相对倒可能会轻松一些。
就拿本书中的“沈从文施蛰存断鸿记”来说，先是从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中得到的灵感，那时正在写有关沈从文的文章，读了他的很多作品。在孔令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中有一封他和施蛰存的往来书札，其中所叙可反映当年两人的心境。面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坛的纷繁景象，沈从文和施蛰存都有了某种失落感。一北一南两位文人，在信札中惺惺相惜，更令人关注的是两人对于当年主流文坛的态度。由此构成了文章的框架。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和论争中的情形，来反映沈从文和施蛰存的境遇。又如“李涵秋的上海一年”，文章写作的起因是一本《半月》杂志中的“李涵秋纪念号”，能出版纪念号，说明了李涵秋在旧派小说界的地位，而仔细读刊中纪念和回忆文章，发现李涵秋唯一一次到上海，就发生了许多笑话，从中正好说明了旧派文学的没落之势，由此从李涵秋的上海一年，来折射旧派文人创作的局限。纪念和回忆文章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构成了文章的主线。
几年下来，也完成了好几十万字的文章。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青岛的薛原和臧杰两位，以及“良友书坊”，我的第一篇长文“邵洵美和《万象》画报”，即是在“良友书坊”的《闲话》辑刊上发表的。这篇有些稚幼的文章能刊出，正是薛原和臧杰两位的支持鼓励的结果，也使得我有了写下去的信心。薛原和臧杰的“良友书坊”，以传承和发扬老良友的精神，编辑和出版了不少相关辑刊和书籍，能够忝列其中，也是我的一种荣幸。
作为一个业余的写作者，唯有努力才能有所成绩。在渐渐养成了写作习惯的同时，我把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看书和写作上，享受着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快乐。平时不得不舍弃一些爱好，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专注，不孜孜以求，就难成其事。我所能做的，就是合理安排好业余时间，努力把文章写好，给读者一定的启示。
收在这里的文字是民国文人的旧事，既有反映文人一年生活的断年史，亦有反映编书和写作的过程；既有通过分析信函来表现两位作家的境遇，亦有从同题文章来展现作家的心路历程。其中写得较多的是沈从文、俞平伯、施蛰存等几位，他们有的是新文学作家，有的是旧派文学作家，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非主流的作家，但在当年的文坛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命运都大起大落过，甚者如沈从文、周瘦鹃新中国成立后都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创作和生活，则成了我研究的对象。写作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民国文人们深邃的思想深深地感召了我。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字还很幼稚，也有些杂，还有很多缺点，这些文章只是表达了对民国文人的一己之见。
是为序。
 
内文节选
 
风雨飘渺独自在
——辛亥革命前后的周作人
 
辛亥革命爆发那年，周作人时年二十七岁。
 
一
 
周作人1906年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进而考取了出国留学，于同年9月到日本东京，在中国留学生会馆私人组织的讲习班学习日语。初到日本，周作人是和鲁迅住在一起的，对此周作人在文章《留学生活的回忆》中写道：“我初去东京和鲁迅在一起，我们在东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的生活……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些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除继续学习日语以外，又先后学习了俄语和希腊语，其中和鲁迅、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等六人去神田学俄语，因学费负担大，仅维持了数月。而周作人在日本立教大学——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希腊语，所用教材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周作人学希腊文的目的是：“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周作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如其后所译《希腊拟曲》，就显示了其希腊文的翻译水平。
在日本本乡西片町十畨地吕字7号，周作人结识了来做女佣的羽太信子，两人由此相恋，并于1909年3月18日结婚。羽太信子原籍东京，出身贫寒，共有兄妹五人。对于周作人的此门婚事，其母鲁瑞并不看好，但因为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并不幸福，鲁瑞为此很内疚，就不再干涉周作人的婚事了。羽太信子和周作人结婚后，随周作人回国生活，后又把其四妹羽太芳子介绍给三弟周建人结识并成婚，此乃后话。
周作人在鲁迅1909年回国以后，又在日本呆了将近两年的时光，除继续学习语言和从事创作翻译以外，由于结婚以后家庭负担的加重，周作人除自己勉力著书译文以外，大哥鲁迅对其接济也十分重要，鲁迅就曾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可见作为大哥的鲁迅对于家庭的一份责任。但鲁迅还是催促周作人尽快回国，当得知周作人原拟留日本继续学习法文后，就去信催其回国，“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鲁迅致许寿裳信》）
对于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周作人是如此评说的：“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知堂回想录》上册）留学期间的周作人，思想上受大哥鲁迅的影响较大，曾随鲁迅一起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并随同章太炎学习梵文，后因太难而放弃。
归国后的周作人回忆起留学生活，心情甚为复杂：“居东京六年，今夏返城，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怅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复作，任其飘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或转褪色，徐以消灭；抑将与身命倶永，溘然相随，以返虚浩，皆可尔。……”（《知堂回想录》上册）
 
二
 
和鲁迅的留学目的有所不同，周作人留学就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翻译和创作。而在留学期间，其创作和翻译两端，用力甚勤，且有不少著述问世。1907年3月，周作人和鲁迅合译了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说《世界欲》，译后易名为《红伶佚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说部丛书第78辑出版，署名周逴。书中有十六节诗歌，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其余部分均由周作人翻译。同年冬天，又和鲁迅合译了俄国阿历克赛·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克虐支绥勒勃良尼》（又名《银公爵》），从英译本转译，由周作人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并作序。因已有别人译出等原因，辗转几次未能出版。同时周作人又单独翻译了匈牙利育珂摩耳所著小说《匈奴奇士录》，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周作人”。1907年在东京创刊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四、五号）、《哀弦篇》（第九号）等。《河南》杂志是由河南留东同人所办，月刊，共出九期后终刊，是当时倾向革命的重要刊物。为此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也谈到：
 
我们为《河南》写文章，纯粹由我的友人孙竹丹介绍，孙系安徽人，后因搞革命，为清廷所害。大概因革命关系与河南人程克相识，程在辛亥后为议员，当时在日本留学，为《河南》杂志的经理人。我们与程克也不相识，不曾见面，始终由孙竹丹收稿付款，亦不知杂志社设在何处，编辑人为刘申叔，刘名光权，系江苏人，与河南无关，不过因其学问而闻名，且其时亦搞革命，故请其担任编辑。据说河南留学生其时不多，且无甚能写文章的，适有富人的儿子在故乡因受亲戚人敲诈，逃至日本求学，其孀母亦同来，愿意捐款于同乡会办公益事业，且求庇护，同乡会因拟仿照各省的例，办起杂志来，此即《河南》刊行的由来。但因人才缺乏，故稿件多由外来，此我们应邀撰稿的来由。至我们撰稿其目的固然其一在于发挥文学上的主张，其一则重在经济，冀得稿费补助生活。
 
从周作人的信中不难看出，周氏兄弟为《河南》大量写稿的原因，以及《河南》创办前后的一些情况。
而此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翻译是周作人和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一集和二集分别于1909年出版，共选译五国二十一篇短篇小说，其中周作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译作，《域外小说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隆绸缎庄发售。鲁迅在序言中写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从中可看出鲁迅兄弟翻译此书的目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以后，《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刊登了一则消息：“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美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此时的周作人在创作和翻译两端显示了其旺盛的精力，其前期的创作和译介受到章太炎等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比较关注被压迫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但周作人在创作和翻译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其所译波兰显支微克的小说《炭画》的出版，就一波三折。《炭画》所叙“记一农妇欲救其夫于军役，至自卖其身，文字至是，已属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是周作人在东京时所译，经鲁迅修改誊正后，于几年后投寄《小说月报》、《中华读书界》等刊物，均以原稿不符合要求而退稿，其主要原因是周作人的直译稿，不如林琴南等的意译稿圆润。后是鲁迅通过关系找到文明书局才得以出版的。

装 帧：精装

开 本：32开

字 数：104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