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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庆，大陆新儒家最著名代表人物。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再论政治儒学》《广论政治儒学》《儒学的时代价值》《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等，另有英文版的《儒教宪政秩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选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盛洪，著名经济学家、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1954生。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作有《士志于道》《长城与科斯定理》《为什么制度重要》《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经济学精神》《分工与交易》《为万世开太平》《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等。
 
内容简介
 
本书浓缩了两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与盛洪先生的主要思想，两位思想者共同探讨了政治儒学的王道理想等问题。十年来，此书一直是了解两位先生思想的非常重要的简明读物。此次增订版，修订了若干细节问题，并增补了四篇相关文章。
 
作者寄语
 
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病是“人病”而不是“法病”，中国的“王道文化”、“君子文化”没有问题，是中国人染上了西方文化的病，中国的“人”出了问题。现在要治的是中国人的“人病”与西方文化的“法病”，必须同时兼治才有效。

《以善致善》学者荐评
 
iang Qing is a remarkable intellectual and sociological phenomenon, and he is China's most visible proponent of Confucian revivalism. His work engages scholars and he is a courageous and active force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Justin Tiwald,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我之所以说“蒋庆先生是六十年来大陆唯一思想家”，是因为蒋庆先生打破了百年来中国思想界营造并被人们普遍信持的思想、价值和观念迷信，树立了中国思想之主体性，建立了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之基本范式，因而足当唯一思想家之誉。 ——姚中秋
 
一些人，或是由于学理不清，或是由于耐不住寂寞，急于阿世以成为帝王师。但在这一点上，蒋庆一直保持了儒家的清高与清醒。——白彤东
 
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哈耶克晚年的理论相印证。——盛洪
 
蒋庆的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王绍光
 
蒋庆的思想可以用“意义很大，问题很多”八个字概括。 ——陈明
 
盛洪表现出面向自由主义和儒学双向开放的意向：既耐心倾听儒学传统的教诲，也正视自由主义政治的积极成果。——任锋
 
一个人如果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且善用西方的解释工具，其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可以说就是中国的解释。盛洪先生就属于这一类型。——蒋庆

序：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盛洪)1
一、“以中国解释中国”
二、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
三、文化互证与比较：人病和法病
四、西方人为什么没有反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
五、民主的强盗公司与世界政府
六、自由、民主，还要有道德！
七、人欲的地位：默认还是崇尚？
八、如何在政治中体现道德？
九、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国家
十、中体西用与理势分离
十一、道家与儒家，王道与霸道
十二、坚持王道能否使用武力？
十三、不能用恶的手段实现善的目的
十四、王道要从国内做起
十五、救亡之后的国家层次道德
十六、人人都能觉悟，但还要有圣人启发
十七、对儒家的妖魔化和对中国人种的疑问
十八、现代性：天理人欲的颠倒与错位
十九、中国是唯一一个放弃了传统文化的国家
二十、君子社会、小人社会和强盗社会
二十一、用现代技术将核时代霸道的结果模拟出来
二十二、中国文化视野下的自由民主与日本存在的问题
二十三、浩然之气与忠义名节：儒家与纵横家的区别
闻后记（厚生）
附录一在儒学里重塑道德——《外滩画报》专访蒋庆
附录二“重建儒教”能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道德支撑——《晶报》专访蒋庆
附录三终结核达尔文主义（盛洪）
附录四天下文明——论儒家的国际宪政原则（盛洪）

《以善致善》盛洪序
 
2002年的春节前夕，我在陈洁的安排下飞往深圳，与蒋庆先生谈了两天。这次对话实际上是以我发问、蒋先生回答为主要形式，目的是要寻求我长期思考、却还 “无解”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难题都是当今世界面对的重大问题，用来“刁难”蒋庆，意在激发他的思路，“挤”出对我也对世人有启发的洞见；也是要看一看，强调儒家公羊学传统的蒋先生有什么救治“高招”。尽管我对中华文化充满敬意，但还没有把握儒学的基本“书法”，所以蒋庆先生的看法经常出我意料，又令我兴奋不已。
 
当我问到，“中国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当前损失，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乎其难。因此另外一种选择，即“以恶致善”，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显得合乎“理性”。
 
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指出，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大自然的机制”却会使人们通过战争走向永久和平。他乐观地指出，所谓永久和平“这样一个问题是必定可以解决的。因为它并不在于人类道德的改善，而只在于要求懂得那种大自然的机制我们怎样才能用之于人类，以便这样地指导一个民族中间的那些心愿不和的冲突，使他们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并且必然导致使法律在其中具有力量的和平状态。…… 大自然的机制就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是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而可以被理性用来作为它自身的目的，即权利的规定，扫清道路的工具；从而在国家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就促进并保障了内部的以及外部的和平。”（《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125~126页）。而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说得更为直白：“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 ”，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第11、12页）。
 
……
 
《以善致善》部分正文
 
一、“以中国解释中国”
 
蒋庆：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根源处出的问题需要从根源处着手才能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被误读，被曲解，甚至被刻意丑化与恶意践踏！到现在，她的内容体系是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她的精神价值何在已经不得而知了！（编者注：本书黑体字是作者原稿标示的。）现在的中国人，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美希腊，言必美罗马，言必美希伯来。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既深且细，已经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他们视西方文化为己之家珍。家珍者，自己家中所具有之宝物而弥足珍贵者也），而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则一团雾水，不甚了了，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且不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文化是极崇拜敬仰之情、对中国文化极刻意歪曲之意了。就算是大学和研究院中研究中国文化的严肃学者，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梳理史实、解析名物上有成就，但在对中国文化大义微言（精神价值）的阐释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有误解。即使是以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价值为己任的港台新儒家，在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上亦存在着许多误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一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文化在根源处出了问题。那么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这一百多年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文化沦为被西方任意解释（肢解、曲解、丑化）的对象，中国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进而“中国的中国”不存在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亦不复存在了！
 
 
我们知道，一个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而是表现在由该文化典籍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即是说，该文化的典籍文字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要该文化中的人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与历史感的诠释解读，典籍文字中普遍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激活，从而显现出来，这一典籍文字所代表的文化才会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庄子说孔子“
纟番经”，就是说孔子对“三代”文化的重新诠释解读，使“三代”文化重新显现出其普遍的精神价值，从而使“三代”文化具有了全新的活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这种对文化典籍中普遍精神价值（大义微言）的阐释是通过所谓“书法”、“家法”或“师法”来完成的，所以“书法”、“家法”、“师法”，就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不二法门，是理解中国文化大义微言的唯一管道，是凸显中国文化独特义理价值的言说体系，是“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一整套中国解释系统。如果打乱了这套解释系统，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就会颠倒混乱；如果抛弃了这套解释系统，就不会知道何为中国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了。因此，要亡一国，必先亡其文化；要亡其文化，必先亡其经史；要亡其经史，必先亡其“书法”、“家法”；要亡其“书法”、“家法”，必先乱其“书法”、“家法”；乱其“书法”、“家法”，即乱其文化中所本有的解释系统；其解释系统乱，则文化的评价系统乱；其评价系统乱，则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乱；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乱，则国不国而文化不成文化矣！所谓亡文化甚于亡天下也已！
 
 
一言以蔽之，亡文化就在于亡其解释系统。在今天，典籍文字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汉字及其文献遗存形式永远不会灭亡，而会随着中国人的存在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在百年来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人自己先乱了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演变到现在，中国人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其结果自然是“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的中国文化”。其对治之道必须是反其道而用之，即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因应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然后再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六千五百年）。然而，这在今天的中国谈何容易！面对今日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强大解释功能与中国文化这一百多年来不断被西方文化解释得苍白虚弱而无力自立的状况，以及中国文化内部被解释得一团乱麻甚至黑白颠倒的现状，中国文化哪里还有能力去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若要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就必须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文化的处境搞清楚。这就要明白中国文化在根源处出了问题，丧失了自己文化的解释系统，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用这一解释系统去正确、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与精神价值。现在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都是乱的，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都没有一个共识，自己这套学问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怎么行？前些年所谓“文化热”只是在表面上热，深入到文化的深处仍然是冷！所以我觉得现在急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价值与活生命，然后才会有力量出来回应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这需要花时间和精力，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了解，而且并不是读了就会懂得，还得慢慢体会，这得有时间、有环境、有心境。中国人现在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并以之理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达成共识，才有能力回应西方文化。如果你自己都一团糟，自己都搞不定，怎么能去回应别人呢？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不断解构，不断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义理去塑造，其始作俑者不只是西方的政治家与汉学家们，更多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用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文化，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汉学家……
 
附录一在儒学里重塑道德蒋庆
 
外滩：请问您对2004年的文化复古，特别是一些原本被认为可能持有不同意见的年轻学者秋风等人，明确支持儿童读经怎么看？也算是对您的支持，您怎么看？
 
蒋庆：2004年10月底，在北京天则研究所主办的“长城论道”会议上，我和秋风当面交谈过。很多朋友不理解像秋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会支持儿童读经，我当时也很惊讶。因为读经涉及价值问题，不仅仅是涉及传统文化问题。如果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应该信守价值中立的原则，他们一般会这么说：我尊重读经的权利，但我不主张读经。但是，秋风、刘海波、范亚峰这批青年学人自称是“中道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仅支持读经，还批评将读经认为是蒙昧主义的人，如薛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和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了，他们开始同情甚至部分地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了。
有人认为秋风等人支持儿童读经，是在争取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传统文化来壮大自由主义。我认为虽然他们确实有这种动机（他们定位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可以理解他们有这种动机），但也不完全如此，他们确实也经过了较深入的对中国近代以来反传统思潮的反省思考，并对中国的特殊国情有了新的认识与尊重，所以他们还是有真诚的一面。他们和以前五四时期的老自由主义者、20世纪台湾的殷海光与林毓生等第二代、第三代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虽然他们基本的自我定位没有改变，但因为时代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上，特别是在对西方宗教、社会、历史与传统的理解上比中国的老自由主义者与第二、三代自由主义者全面深入，因而又反过来以此作为参照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在价值层次上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理解也比中国的老自由主义者与第二、三代自由主义者全面深入。通过反省思考，他们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彻底反传统运动不仅不能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恰恰相反，彻底摧毁传统的社会正是产生极权专制的温床，“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
 
附录三终结核达尔文主义盛洪
 
一.现代史图景下的伊朗核问题
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伊朗核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历史图景的细小局部。这个大的图景就是整个近现代史。在这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人类赖以互相残杀的武器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长茅弓箭发展到了核武器。促使武器如此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即谁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谁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
这样的判断不难得到证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就是五大核国家；2004年它们的GDP加在一起约占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量的44%。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拥有绝对核优势的美国，它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28?5%（2004年）；当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无视联合国而采取单边行动；从CNN到好莱坞，都使美国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优势。
因此，近代以来实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强烈激励着不同国家开发和拥有核武器。由于武器有某种互动性质，它不仅能增加拥有者的安全，还能增加其敌对者的恐惧，所以有关武器的竞争更为激烈。在不同层次的武器之间，较高级武器的价值不仅是由其制造成本和技术来衡量，而且因为使较低级武器变成一堆废铁，而有更高的相对价值；核武器作为当今世界的顶端武器，则有着压倒一切武器的优势，从而具有超级价值。在今天这个自称“现代文明”实际上通行丛林规则（或者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世界中，暴力优势者受奖，暴力劣势者受罚。很自然地，武器竞争必然导致核武器，因为无核者贼，有核者霸。
无怪乎，不少无核国家，尤其是没有核盟友，并面对充满敌意的核国家威胁的无核国家，更有动力开发和拥有核武器，其强度是不可小视的。只是这种趋势有着两种反对的力量。一是现有的核国家。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武器，就削弱了它们原有的相对优势。一是整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就会有更高的几率发生核战争，从而使地球更为危险。因此在这一点上，核大国的利益与世界利益有着某种一致性。所以我们看到，在防止伊朗或朝鲜获得核武器方面，以美国为首的核大国既在维护自己的核优势，又在延缓核武器在全世界的蔓延。
然而，减缓或停止核扩散的努力与当下世界实际的游戏规则所带来的核冲动相比，实在是有点螳臂当车。如果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军事优势、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话，暂时的国际舆论、经济制裁、政治压力甚至军事打击的风险都是值得的。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在一个游戏中，谁能跑到终点谁就能获得100万元的奖金，并摇身变为裁判员；而在跑的过程中却会被罚款100元，并由裁判员来执行。结果可想而知。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先例。当然对于伊朗和朝鲜这样的敌对国家，美国会加大阻遏的力度（如同增加罚款金额）。但只要美国自己继续享有核大国的好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继续发挥作用，无论什么样的谈判、劝诫、威逼、制裁甚至动用武力，都像是滔滔大河中的几块沙洲，无法改变“水往低处流”的铁律，也无法避免一个有更多核国家，以致毁灭于核战争的世界。这只是时间问题。
二、道德维度：核武器与恐怖主义
很显然，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局限于伊朗或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就显得舍本求末，也没真正懂得核武器是怎样一种问题。
核武器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武器技术竞赛的产物，它不仅在杀伤力上是以往武器的扩展或加倍，而且改变了人类使用暴力的道德底线。在今天，我们将恐怖主义视为典型的“不道德地使用暴力”的形式，而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恐怖主义的几个基本要素，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为制造恐怖气氛加害无辜平民，和超常规性和隐蔽性李少军：《恐怖主义溯源》，“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核武器或核战略不仅具备，而且大有过之。……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