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综论

2013-08-22 16:01:31 来源: 点击: 收藏
第二章  五四小说的价值取向
第一节  家庭问题与五四小说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革命需要情感力量的支持。对多数五四作家而言,家庭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道德勇气的缺失和理性力量的不足。鲁迅生活于三代同堂的旧式大家庭,早年作为长房长孙享受着家人的宠爱,感受着家庭的温情。然而,“长兄如父”的重压,包办婚姻的无奈,家族长辈的欺压,被称为“乞食者”的境遇,对鲁迅刺激很深,成为一种精神创伤伴随他的一生。可以说,家庭地位的骤然跌落以及由此导致的世态人情“暖”与“冷”的巨大反差,是鲁迅洞察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鲁迅透视现实的一个焦点。郁达夫的家庭体验同样刻骨铭心。他曾以“悲剧的出身”作为自传题目,最深的童年记忆“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紧逼着我”。(郁达夫:《悲剧的出身──自传之一章》,《人世间》,1934年12月第17期。)这不仅使他从小体弱多病,而且养成孤僻纤敏的性格。留日饱受民族歧视、归来接连四处碰壁的严酷现实,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也进一步激化了他的家庭矛盾,“为家庭的问题缠绕的不清楚”。(郁达夫:《茫茫夜》,《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6月22日。)孝母、爱妻、育儿的责任无法回避和推卸,又苦于无能为力,这种物资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直到多年之后仍使他不时陷入自危心惊的境地。
 
传统伦理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其现代存在形态是相当复杂的,给予简单的评判既不可能也无意义。五四时期许多激烈批判传统伦理文化的人,还很难摆脱意识深处的文化本能,基本上仍生活在传统的规范之中。五四作家在家庭问题上不乏切身体验与真切认识,许多人本来就以贰子逆臣的姿态走出封建大家庭,又不得不生存于依然弥漫着封建性的社会空气中。他们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代知识者,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代知识者。因而,一方面对旧式家庭在情感上是认可的甚至依恋的,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这种家庭乃至于成为叛逆者。他们的文化教养连同整个生命都被历史分割着,这几乎是五四作家共同的心路历程。
 
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姿态,有理性认识成分,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认同。五四作家的家庭体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沉重的童年记忆。童年记忆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很大。五四作家大多少年已识愁滋味,家庭留给他们的童年记忆,往往像梦魇般沉重。庐隐出生之际即逢外祖母去世而被视为灾星,6岁丧父后随母投奔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许地山从小随父母流徙于闽粤,身世飘零,“生本不乐”,激起他对佛教“人生苦”的共鸣。废名是家中次子,在乡间看重的是长子,他从小被看得“淡漠”,加上自幼多病,而喜好禅宗,“高高地站在人生之塔上,微笑堕泪”。其二,包办婚姻的无奈。五四作家既深爱父母,又渴求爱情,难免在带有传统宗法色彩的“孝”与带有恋爱自由色彩的“爱”之间,无所适从倍感痛苦,纵然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违心接受包办婚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孝道使然,是不敢也不愿违背父母之命。譬如朱安之于鲁迅,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孙荃之于郁达夫,无不是父母强送的“礼物”,用鲁迅的话说是“母亲娶媳妇”,他们别无选择。其三,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五四时期家庭与事业的冲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突出,尤以知识女性(职业女性)为甚。她们在改变传统生存方式的同时,必然面临新的矛盾,或为家务所羁绊,或为名教所束缚。五四报刊上署名女士的作家不下20人,对女性心理驱动下的事业追求的艰难不易,几乎都有切身体会。用庐隐的话说,“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是我唯一的口号了”。(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东京小品》,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凡此种种,给五四作家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也带给他们深深的困惑,直接影响了五四家庭小说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岁月中,家庭积聚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内涵,对此的全面反映与省察,五四作家还难以胜任。五四作家生活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照亮了他们伦理文化上的反叛立场和批判姿态,但并不都是自觉的和决绝的。五四作家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去编织悲喜交织的家庭故事。家族制度的实施及其后果,旧式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这种家庭瓦解过程中的动荡与矛盾,面对这一过程各式人物不同的心态,新的生活观念在这一方面的萌芽,五四小说都提供了生动的场景。五四作家通过演绎家庭故事,不仅重新审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心理动向,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并试图以现代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去思考更为广泛深刻的家庭问题。他们笔下,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人与环境的矛盾,径由“家庭”这个人人都极为熟悉的形态得到鲜活的表现,由此传达出家庭文化诉求的急促又略显嘶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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