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圆“诺奖”梦的智慧——周少英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中国梦”的实现，简而言之，是我国综合国力强盛的结果，莫言智慧的结晶。
莫言智慧表现在对文学事业意义的认识上
莫言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但我相信优秀文学的读者，永远不会减少到让我们没有兴趣写书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文学年年都得掀高潮。
他认为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一个人死亡埋到地下，过了若干年，他的一切都化为泥土，只有头发还存在。社会上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不再存在，但是文学还在。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莫言智慧表现在对奋斗目标全身心的专注和投入上
莫言著作等身，至今有20卷文集上市，那几乎都在职场上完成的。比如他在《检察日报》工作的十年间，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七部中篇小说。这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呵！如何调节写作与正常业务的关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莫言承认，“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虽然没有看到太多关于莫言从业方面的报道，但可以猜测，一定有同事的闲言碎语。莫言只能抱着“让人说去吧，我走自己的路”的态度，笔耕不辍。
看来“专注”是诺奖获得者的共性。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布莱恩·卡比尔（他太太田东山介是出生在马来西来的广东客家人）给中国年轻人的祝语：“找到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别放弃。”
莫言智慧表现在发扬自身优势方面
他的创作有其突出的两个优势，一是内容融入大量农村题材，一是手法擅长讲故事。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宣读的文学奖授奖词中指出：“在莫言的作品中，存在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农村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眼中，鲜活而且完美，她充满让我们感官愉悦的刺激性气味。这个世界惊人的残忍，但也有令人发笑的无私，从不会有枯燥的时刻。”
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莫言获奖的根本原因是“他创作中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农村经验与中国心情。”
莫言也深切地感受到“故乡故土童年”，对作家是无限重要的。并在获奖演讲词中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够在庄严殿堂里领取这么一个巨大的奖，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个事实。”答记者采访时说：“我得奖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
农村（尤其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历来受到普遍的青睐。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就因为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而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认为，故事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宽广的艺术空间，作家可以通过讲故事去歌颁真善美，揭露假丑恶。自己也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上海作协副主席陈思和说：“所以讲故事对他来说很重要。”
莫言因为擅长讲故事，得到广泛的赞赏。马悦然直言“我最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小说翻译者伊戈尔·叶戈罗夫称他“是一个杰出的讲故事的人。”莫言不但在作品里引用很多寓言的故事，就连演讲也不乏民间故事和自身的故事。佩尔·韦斯特伯格评价说：“和历届文学奖获得者的演讲都不一样，莫言的故事再次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提高自身知名度上
莫言在放飞梦想的过程，有两位友人格外令人注目：一个是马悦然，一个是张艺谋。
马悦然系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一员。
马悦然曾经援引瑞典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的话“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之后，说道：中国文学早就上了世界文学，早就该上世界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很少外国人能看中文。所以有的中国作家非常好的没有获奖。显然，莫言之所以能是中国作家中作品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马悦然等翻译家的努力，功不可没。
马悦然和莫言都说他们见过三次面。马悦然列举了“第二次见面是在台北，他跟几个大陆作家访问台湾。有一天晚上，其他人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聊天。”莫言说：我们就是三支烟的关系，每次见面都互递烟，“马还欠了我一支”。这与驻京办“跑部钱进”的交往有着本质的区别。马、莫的接触，无疑为扩大莫言作品的影响乃至获得诺奖起过一定的助推作用。
莫言与著名导演张艺谋亲切到互称“生产队长”与“生产队会计”。他俩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张艺谋用800元购买了莫言小说《红高梁家族》的版权，改编成电影《红高梁》，并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此两人都名扬四海。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处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
莫言追逐“诺奖梦”，要面对两尊“怒目金刚”，一是“中国的严格审查体制”，一是“授予异己人士奖项著称的诺贝尔委员会”。
有人说，文学同政治一直像兄弟或表兄弟。
诺奖评委权威人士说：质疑莫言缺乏对政治批评的说法非常荒唐，他的书中有大量对现实、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其尖锐性在世界文坛罕见。让国外反感者从莫言的作品中读出了他们的快感：中国社会就是那么落后、残忍和暴力。表现了莫言像当代鲁迅一样，“对自己民族的劣根性痛下手术刀”。
外媒评论，莫言会用一些华丽的外衣包裹那些批评，让社会容易接受。用他摩幻主义风格的敏捷和巧妙成功避免了审查者对他的仇恨，他“不担心审查”。
莫言坚定地为我国“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辩护：“审查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作家认为他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可以写出伟大的好作品，这是幻想；反过来说，如果说作家在一个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环境下写不出好作品，是假话。关键是作家内心深处是否自由”；欲知“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只要懂得中文，去中文互联网上看看，就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了。”……以上这些充分显示了莫言的政治智慧。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他独特的个性上
陈思和指出：中国作家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独立人格”问题。作家需要有独立目光。当前作家的最大挑战要突破网络媒体制造的趋同性。莫言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众人都哭，要允许有人不哭。”
《环球时报》社评指出：莫言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人性、自我、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思考上，他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条件下，展现了一个作家不拘一格的想象和惊人的精神自由。
莫言认为，文学创作不是运动，它是高度个体化的、个性化的劳动，作家应该安静地思考、工作，任何热闹都是短暂的。
有人说，莫言的灵魂一直走在“极少有人去的地方”。莫言称自己以后依然“要到没有路的地方走走。”
面对外界的咄咄逼人的挑逗和施压时，莫言坚定地回应：“我从来都喜欢独往独来。当别人胁迫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我该说话自然会说话。别人逼我表态，我从来不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自身素质的修炼上
莫言智慧源自奇异的主观原因和特殊的客观原因。莫言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叫管谟业。
管氏宗族，因当年战乱或饥寒，在中国大地上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迂回迁徙，可谓中国的犹太民族。
他的祖辈、父辈，不论识字或不识字，智商都很高。祖父不识字，没学过历史，但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故事，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得头头是道。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是农民，却都是当地的著名木匠。父亲现已90出头，身体依然硬朗，一生“最喜欢的就是看书”，至今床头仍堆满了演义类的书籍。两个哥哥也都爱读书。其家庭可以堪称另类“书香门第”。其血统为莫言智慧发展提供了优异的遗传基因。
莫言的家乡是有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他自身耕过田，做过工，当过兵，上过学（小学肄业，在部队上军艺校），任过教师和记者，搞过文化研究工作等。这为莫言智慧创设了优越的陶冶氛围和锻炼机会。
莫言从小就如痴如醉地读书、听故事。四处张罗读物，他说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完了，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虽然谈不上倒背如流，但却读得很熟，连字典里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博览全书，广听博闻，为莫言智慧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知识源泉。
特别要提到的是莫言遭遇的疾苦磨练。在他的言论中出现较多的是“饥饿”二字。他的成名作和精彩演讲几乎都源于饥饿产生的灵感。“饥饿”在他的辞典里已大大超越该词的本义，而升华到人生意义的层次。他说，……人类对于财富、科技、权势的贪欲，让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并充满了危机，生活应该很简单，要“悠着点，慢着点”，“保持饥饿感”，这样，人们也许就会对生活的感受更敏锐，触觉更鲜明。
结束语
最能体现莫言智慧的大概就是他的这段话：“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努力，而是方向。压力不是有人比你努力，而是比你酷几倍的人依然比你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错不了，自己选的人错不了，自己选的人生错不了。第二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其实还是梦想。”
莫言智慧表现在对文学事业意义的认识上
莫言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但我相信优秀文学的读者，永远不会减少到让我们没有兴趣写书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文学年年都得掀高潮。
他认为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一个人死亡埋到地下，过了若干年，他的一切都化为泥土，只有头发还存在。社会上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不再存在，但是文学还在。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莫言智慧表现在对奋斗目标全身心的专注和投入上
莫言著作等身，至今有20卷文集上市，那几乎都在职场上完成的。比如他在《检察日报》工作的十年间，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七部中篇小说。这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呵！如何调节写作与正常业务的关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莫言承认，“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虽然没有看到太多关于莫言从业方面的报道，但可以猜测，一定有同事的闲言碎语。莫言只能抱着“让人说去吧，我走自己的路”的态度，笔耕不辍。
看来“专注”是诺奖获得者的共性。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布莱恩·卡比尔（他太太田东山介是出生在马来西来的广东客家人）给中国年轻人的祝语：“找到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别放弃。”
莫言智慧表现在发扬自身优势方面
他的创作有其突出的两个优势，一是内容融入大量农村题材，一是手法擅长讲故事。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宣读的文学奖授奖词中指出：“在莫言的作品中，存在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农村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眼中，鲜活而且完美，她充满让我们感官愉悦的刺激性气味。这个世界惊人的残忍，但也有令人发笑的无私，从不会有枯燥的时刻。”
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莫言获奖的根本原因是“他创作中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农村经验与中国心情。”
莫言也深切地感受到“故乡故土童年”，对作家是无限重要的。并在获奖演讲词中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够在庄严殿堂里领取这么一个巨大的奖，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个事实。”答记者采访时说：“我得奖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
农村（尤其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历来受到普遍的青睐。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就因为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而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认为，故事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宽广的艺术空间，作家可以通过讲故事去歌颁真善美，揭露假丑恶。自己也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上海作协副主席陈思和说：“所以讲故事对他来说很重要。”
莫言因为擅长讲故事，得到广泛的赞赏。马悦然直言“我最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小说翻译者伊戈尔·叶戈罗夫称他“是一个杰出的讲故事的人。”莫言不但在作品里引用很多寓言的故事，就连演讲也不乏民间故事和自身的故事。佩尔·韦斯特伯格评价说：“和历届文学奖获得者的演讲都不一样，莫言的故事再次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提高自身知名度上
莫言在放飞梦想的过程，有两位友人格外令人注目：一个是马悦然，一个是张艺谋。
马悦然系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一员。
马悦然曾经援引瑞典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的话“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之后，说道：中国文学早就上了世界文学，早就该上世界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很少外国人能看中文。所以有的中国作家非常好的没有获奖。显然，莫言之所以能是中国作家中作品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马悦然等翻译家的努力，功不可没。
马悦然和莫言都说他们见过三次面。马悦然列举了“第二次见面是在台北，他跟几个大陆作家访问台湾。有一天晚上，其他人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聊天。”莫言说：我们就是三支烟的关系，每次见面都互递烟，“马还欠了我一支”。这与驻京办“跑部钱进”的交往有着本质的区别。马、莫的接触，无疑为扩大莫言作品的影响乃至获得诺奖起过一定的助推作用。
莫言与著名导演张艺谋亲切到互称“生产队长”与“生产队会计”。他俩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张艺谋用800元购买了莫言小说《红高梁家族》的版权，改编成电影《红高梁》，并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此两人都名扬四海。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处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
莫言追逐“诺奖梦”，要面对两尊“怒目金刚”，一是“中国的严格审查体制”，一是“授予异己人士奖项著称的诺贝尔委员会”。
有人说，文学同政治一直像兄弟或表兄弟。
诺奖评委权威人士说：质疑莫言缺乏对政治批评的说法非常荒唐，他的书中有大量对现实、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其尖锐性在世界文坛罕见。让国外反感者从莫言的作品中读出了他们的快感：中国社会就是那么落后、残忍和暴力。表现了莫言像当代鲁迅一样，“对自己民族的劣根性痛下手术刀”。
外媒评论，莫言会用一些华丽的外衣包裹那些批评，让社会容易接受。用他摩幻主义风格的敏捷和巧妙成功避免了审查者对他的仇恨，他“不担心审查”。
莫言坚定地为我国“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辩护：“审查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作家认为他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可以写出伟大的好作品，这是幻想；反过来说，如果说作家在一个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环境下写不出好作品，是假话。关键是作家内心深处是否自由”；欲知“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只要懂得中文，去中文互联网上看看，就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了。”……以上这些充分显示了莫言的政治智慧。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他独特的个性上
陈思和指出：中国作家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独立人格”问题。作家需要有独立目光。当前作家的最大挑战要突破网络媒体制造的趋同性。莫言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众人都哭，要允许有人不哭。”
《环球时报》社评指出：莫言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人性、自我、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思考上，他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条件下，展现了一个作家不拘一格的想象和惊人的精神自由。
莫言认为，文学创作不是运动，它是高度个体化的、个性化的劳动，作家应该安静地思考、工作，任何热闹都是短暂的。
有人说，莫言的灵魂一直走在“极少有人去的地方”。莫言称自己以后依然“要到没有路的地方走走。”
面对外界的咄咄逼人的挑逗和施压时，莫言坚定地回应：“我从来都喜欢独往独来。当别人胁迫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我该说话自然会说话。别人逼我表态，我从来不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莫言的智慧表现在自身素质的修炼上
莫言智慧源自奇异的主观原因和特殊的客观原因。莫言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叫管谟业。
管氏宗族，因当年战乱或饥寒，在中国大地上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迂回迁徙，可谓中国的犹太民族。
他的祖辈、父辈，不论识字或不识字，智商都很高。祖父不识字，没学过历史，但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故事，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得头头是道。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是农民，却都是当地的著名木匠。父亲现已90出头，身体依然硬朗，一生“最喜欢的就是看书”，至今床头仍堆满了演义类的书籍。两个哥哥也都爱读书。其家庭可以堪称另类“书香门第”。其血统为莫言智慧发展提供了优异的遗传基因。
莫言的家乡是有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他自身耕过田，做过工，当过兵，上过学（小学肄业，在部队上军艺校），任过教师和记者，搞过文化研究工作等。这为莫言智慧创设了优越的陶冶氛围和锻炼机会。
莫言从小就如痴如醉地读书、听故事。四处张罗读物，他说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完了，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虽然谈不上倒背如流，但却读得很熟，连字典里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博览全书，广听博闻，为莫言智慧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知识源泉。
特别要提到的是莫言遭遇的疾苦磨练。在他的言论中出现较多的是“饥饿”二字。他的成名作和精彩演讲几乎都源于饥饿产生的灵感。“饥饿”在他的辞典里已大大超越该词的本义，而升华到人生意义的层次。他说，……人类对于财富、科技、权势的贪欲，让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并充满了危机，生活应该很简单，要“悠着点，慢着点”，“保持饥饿感”，这样，人们也许就会对生活的感受更敏锐，触觉更鲜明。
结束语
最能体现莫言智慧的大概就是他的这段话：“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努力，而是方向。压力不是有人比你努力，而是比你酷几倍的人依然比你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错不了，自己选的人错不了，自己选的人生错不了。第二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其实还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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