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明理论研究（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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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

作者：姚介厚王逢振杨深著

编辑：赵莉

ISBN：978-7-5334-5340-4

定价：98.00

出版时间：2010-05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标签：国外文明理论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卖点

1.全国首部系统研究文明研究史的理论著作，有助于我们考察当今世界文明的特征与进程，研究我们自身社会的科学发展，探究文明发展的理论与战略。

2.深入探究西方文明的理论研究，纵论西方文明思想史，视野开阔，涉猎广博，论述权威。

3．对社会整体状态、进步与发展之文明理论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开拓一个文明思想史的新的跨学科研究。

内容简介

历史上每一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思想，文明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表现在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等各种人文社会知识中，对当时和后世的文明进程会有影响。

本书所说的文明思想与理论，指谓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对人类文明总体演进较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另一种是指思想家对自身所处阶段性文明及其前景的反思，是一种对有关时代社会整体进程的研究。本书将这些文明思想或理论剥显出来的，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文明观”来剖析、研究。这种对社会整体状态、进步与发展之文明理论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开拓一个文明思想史的新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我们当今考察世界文明的特征与进程，研究我们自身社会的科学发展，探究文明发展的理论与战略，以利建树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作者简介

姚介厚，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现为顾问）、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委员；现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独著有：《当代美国哲学》、《柏拉图的〈国家篇〉导读》、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合著有：《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希腊哲学史》第1、2、3卷、《西欧文明》、《当代世界思潮》。

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国际美国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和英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任美国加州大学(UCI)批评理论研究所和美国杜克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客座研究员，多年从事批评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多次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事研究和讲学，在国内外出版多部专著、译著或编著，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和“先锋译丛”产生了广泛影响。

杨深，1952年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国和美国现代哲学、近现代西欧文明、外国文明理论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工作。已发表专著、译著和论文数十种，其中主要论著有：《存在的呼唤》、《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萨特传》、《文明的冲突与合作》、《西欧文明》，及译著《启蒙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等。

亨廷顿的著作，尤其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充斥着居高临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语言。同时，由于他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亨廷顿在许多地方歪曲了历史，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现实。因此，他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必然是错误的。虽然从辩证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从反面得到启示，但如果根据他的理论和分析对世界形势进行判断，肯定会出现问题。

在预测冷战之后的形势时，亨廷顿提出下一次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分的集团，现在被具有相同文明的国家群体取代，每一个这样的文明区（伊斯兰除外）都包括一个核心国家，例如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俄罗斯是东正教文明的核心。据此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由七种不同的文明构成。尽管非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亨廷顿认为非洲还不是一种文明，只是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亨廷顿预言，未来的冲突主要是文明间的冲突，一般发生在他所说的文明断层线上，发生在不同的、有时是敌对的不同文明相邻的地方。

尽管亨廷顿曾谈到历史上某些宗教和文明的变化，但这里他显然把所有文化看成了固定的东西，否认文化内部变化和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团结。他依据一些基本的文化定义，无视文化是复杂的现象，不考虑文化变化的事实，也不考虑多元文化主义，对伊斯兰充满敌意，按照自己设定的标准划分文明的等级，赞扬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佳的文明。因此亨廷顿遭到许多人的批判。

佛塞·吉尔斯（Fethi Keles）曾以前南斯拉夫1992—1995年的战争为例反驳亨廷顿的观点。1980年铁托逝世以后，前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区为争夺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进行争斗，导致了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先后宣布独立。米洛舍维奇试图建立大塞尔维亚，引发了波黑的战争。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据说有20万人被杀，主要是波黑穆斯林。这场战争以在美国俄亥俄州签署的“戴顿和平协议”结束。亨廷顿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断层线上的战争。然而他的分析与结果是矛盾的，和平协议的调停者是基督教的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帮助波黑穆斯林避免了更大的杀害，而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接受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难民。虽然亨廷顿说这是特殊情况，但事实是这种特殊情况一直继续：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冲突中，属于西方文明的北约一直支持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而穆斯林的利比亚和伊拉克却站在东正教的塞族一边。显然，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政治选择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像亨廷顿的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同一文明的亲缘国家会彼此团结在一起。根据人类学家凯斯·布朗(Keith Brown)的实地考察，文明的亲缘归属是十分复杂的，巴尔干半岛人民的相互关系跨越了原始文明的归属，而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划分，那里的人民永远不可能友好相处。

实际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绝对的文化边界。人类学家托恩·布林加（Tone Bringa）从1988到1993年在波斯尼亚进行了六年的实地考察，她注意到，战争之前，在她进行实地考察的村庄里，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天主教克罗地亚人是混居的，两个不同宗教的社群互相帮助，他们不仅互相帮助建设天主教堂和清真寺，而且还互相参加彼此的礼拜仪式，在日常生活中也互相帮助，例如帮助建造房屋等。在许多地方，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之间的通婚也相当普遍。

因此，亨廷顿的论点——冷战之后世界的主要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靠不住的。《文明的冲突》出版前后的一些事实，同样也可以证实他的论点是错误的。例如，卢旺达的胡图族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杀死了一百万图西人，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哥伦比亚为控制可卡因贸易的内战使上百万人离乡背井，并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克什米尔穆斯林为争取政治独立既反对印度教的印度也反对穆斯林的巴基斯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一些阿拉伯政府明显支持美国介入反对另一个阿拉伯政府——伊拉克；阿富汗内部的暴力也造成了阿富汗人自己伤害了数千自己的同胞。

此外，亨廷顿不仅没有考虑世界多元文化的复杂性，而且也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变化。他对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的论述，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点——他把伊斯兰看成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他说，“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假如亨廷顿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说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同一个文明群体。但情况是否如此呢？如果就多数人是穆斯林而言，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都是穆斯林国家，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决不亚于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非常明显，在这两个国家，伊斯兰的道路是不同的。摩洛哥的伊斯兰激进、活跃，固守教义，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是混合的，多种多样，随环境而变化。事实上，两个国家宗教实践的名称相似或相同，并不一定表明真正的实践也是一致的。因此，如果说在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并不能说明问题。这从他们对外部事件的不同反应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在欧洲殖民主义初期，伊斯兰世界的反应——保护经文运动（倡导回到宗教的本源，避免殖民主义的陷阱），在两个国家就有不同的选择。印尼的讲经者力图把科学和世俗思想描述为伊斯兰的一种表达，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述古兰经已经说过的东西；而摩洛哥的讲经者则力图从伊斯兰排除所有的迷信（包括科学），以便回到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原始信仰。但是，在亨廷顿非常广泛的分类中，人们看根本看不到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些不同点，他只是把它们笼统地作为同一个文明的一个部分。即使对“9.11”事件，穆斯林国家的反应也明显不同，完全不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盖洛普在九个穆斯林国家（其人口大约占全球穆斯林的一半）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在受调查的人当中，2/3人认为9.11的攻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总之，亨廷顿如此笼统地界定文明、文化、身份和全球化等概念，不仅会误导对形势的判断，而且也歪曲了社会文化现实，与人类在实际境遇中的经历大有出入。他对冷战后全球特征的概括，即世界由七、八个不同的、明显分割的文明构成，无疑是不能成立的。正如爱德华·萨伊德所说，“今天，哪一种文化——不论是日本的、阿拉伯的、欧洲的、朝鲜的、中国的还是印度的——不曾与其他文化有过漫长的、密切的、特别丰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