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写在前面

大约在15年前，我开始涉足“五四”研究的领域，之后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五四”的文字。本书就是在这些文字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分部分是谈“五四运动的历史”。这部分主要是依据现有的史料，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进行严格的史实重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五四运动的起源与转型。第二部分是谈“五四时期的思想”。其中论及“五四”与儒学、“五四”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等。第三部分是谈“历史中的五四运动”。重点探讨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是如何在“五四”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得以确认并不断延伸的。

现在本书就要出版了，内心却变得极为不安。想起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想起这些年来一直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帮助的亲人、老师和朋友，想起那无数个奔波在北京各大图书馆的日子，我问自己：这本小书，它对得起那些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吗？对得起那段逝去的时光吗？

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欧阳军喜

2009年5月4日，于清华园 

节　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研究中，“五四”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五四运动九十多年来，有关“五四”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人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不断解说着“五四”的不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五四”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四”以后的中国历史，直接间接地都与“五四”有关，现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也都导源于五四运动，因此对“五四”的探讨便显得非常重要而且意义非凡了。然而“五四”又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有时候人们把它抬得很高，有时候人们又把它贬得很低。20世纪80年代，“西学”在中国受到重视，“五四”也随之受宠；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学”盛行，加上一些西方学理的输入，“五四”连同科学、理性又都一再受到质疑。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人们或褒或贬，皆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五四”是一次激进的反传统运动。因此，梳理“五四”与传统的关系便成了认识“五四”、了解“五四”的关键。

下文所要分析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一提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这里所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自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至1919年5月学生爱国运动期间所涌现出的新思想、新文学运动，即通常所说的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各自的言论和思想都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在本文论列之中。人们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关于“打倒孔家店”一词的来源，可参见宋仲福《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一文。（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宋文认为，五四时期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最早使用“打倒孔家店”的概念的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后来，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和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都从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打倒孔家店”一词，致使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而“打倒孔家店”通常又被理解为“打倒传统”或“打倒儒学”。于是“五四反儒学”的观念一直支配着学术界并成为“五四”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实际上，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作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或“误读”。这种误解是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在研究、纪念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观念，尤其是关于“五四反儒学”的观念，都是后来一笔一笔地画上去的。而这种观念的制造者，就是那些不断涌现出来的解释五四运动不同历史意义的文章的作者，他们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及参与者、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政界人士和研究人员。尽管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都倾向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作一次激进的反儒学运动来理解。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学术目的在求得真理，意识形态的目的则是确立一种信仰。由于五四运动几乎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五四”研究也就很容易意识形态化。有学者指出，“五四”话语产生的历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无论是回忆、纪念，还是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解释基本上是第二位的，而真正重要的是基于道德价值所作的历史评价”。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如今，“五四反儒学”的观念已经流传了九十年，现在是到了重新认识的时候了。要想揭去“五四”头上那层神秘面纱，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到“五四”。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

现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实际上是人生存在的一种方式。任何解释都牵涉到人先存的历史文化，先存的语言观念，先存的前提和假设。离开特定的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也是如此。离开“五四”前中国社会政治状况、“五四”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及其思想背景、现实的政治生活和个人体验，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们对儒学的真实态度。新文化派的“反儒”言论很多，而且态度非常激烈，如果孤立地看，很容易造成误解。只有把相关的言论综合起来，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考察，才能弄清其真实的含义。总的说来，新文化派的“反儒”言论有四大特征。

    第一，新文化派在批评中所说的“儒学”或“孔子之道”、“孔道”、“孔教”、“儒教”等实际上指的就是礼教。儒学与礼教有联系又有区别，礼教以儒学三纲说为基础，强调忠孝，其特点是人身依附。从文化理论来看，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层次。儒家在中国的影响实包括三个层次而无遗。但其影响最深最远的，实在法律制度公私生活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言论，重点放在破坏礼法，破坏旧伦理，破坏旧习俗，批判的层次始终停留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对儒家的理论层面，如仁、义、心、性等问题则几乎没有涉及。这种情况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是礼教，不是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