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社长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专访
黄旭:心中有“星空”的教育出版人
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 牛春颖
书柜占据着整整一面墙,印证自己足迹的摄影作品点缀着房间,几盆植物从书桌边、墙角处钻出几抹绿色,小巧的茶具还散发着清茶遗落的淡香……这间办公室绝对算不上精致,但随意间却散发着文人特有的气质。它的主人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黄旭——一个从事出版工作近20年、却总在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个编辑的出版人。
像集结号那样守住“阵地”
和黄旭的谈话始自一个“无奈”的问题。谈到教育出版目前遇到的困难,黄旭这位福建省内第一利润大社的“舵手”也有说不完的感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两年,社里的教材教辅年码洋可以达到四五亿元,年利润5000多万元;2001年起开始逐年下降,而且下降幅度相当可怕。近两三年,总码洋下降到1亿元左右,主业利润只剩1000多万元。”他说。
于是,如何为福建教育社“导航”成了黄旭的第一要务。正如他自己所言,“教育出版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冷静思考。”说到思考,黄旭念念不忘3年前的一次会议。2005年,他带领全社编辑在雁荡山开了整整3天的会,最终提出“一主两翼”的发展思路:即以基础教育教材为重点,各类教师用书、学生读物和适合市场需要的文化学术图书为两翼。在“一主两翼”的思路下,黄旭带领福建教育社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使得该社教材教辅码洋2007年停止下滑且稳步回升。“可以说,在大的背景下,教育出版的下滑是免不了的,但是幅度要控制。”这就是黄旭的观点,理智但不失激情。
如今,福建教育社教材教辅发展的“几个比率”可以让黄旭皱起的眉头稍稍舒展了:《小学英语》在全省使用率近70%;地方教材《小学信息技术》、《初中信息技术》覆盖了全省80%以上的学校;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对全省7家出版教辅的出版社专项质量检查中,福建教育社出版的教辅读物合格率达100%。“这一结果体现了我们作为教育社的专业优势。”说到这些成绩,黄旭的脸上露出几分喜悦、几分欣慰。
问及在教育出版道路上行走的最大感受,黄旭回答,“不是累,而是艰难。”黄旭说,一方面要一路小跑跟上每年的教材改版,一方面还要应对一些书商及机构组织的不正当竞争,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越是逆境,人越容易学会坚持,“虽然举步维艰,但我们不会放弃教材教辅这一块阵地,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主业,也是我们服务教育的工具。”目前,福建教育社利润的主要支撑点仍然是教材教辅。“我们会像电影《集结号》那样,牢牢守住这块阵地,即使是撤退号吹响了也决不放弃。”黄旭说。
先做人 后做事 最后做书
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旭是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他正在为福建教育社出版的《冰心作品选集》做推介。“福建教育社被业内认为是‘冰心出版重镇’、‘鲁迅出版重镇’,我很高兴。”黄旭对人文类图书出版的热情溢于言表。
一个以教育出版为主业的出版社,出版人文图书是为了得奖、装点门面,抑或是个人爱好?面对我的提问,黄旭先是笑着说“好尖锐的问题”,继而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这首诗的作者是温家宝总理,这也是黄旭最喜欢的一首诗,甚至喜欢到对温家宝总理阐述的诗外之意也倒背如流 。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黄旭看来,教育出版事业亦是如此。他说,一个心中有“星空”的教育出版人,在关注脚下、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从来就不会忘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去承担我们的责任——关注“百年大计”的教育,关注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黄旭对于未来的人文、社科书出版充满期待。“尽管一般图书往往叫好不叫座,甚至被看做是点缀,但我们要争取实现教材教辅与非教材教辅的利润结构达到6∶4。”他说。因为他始终认为,教育出版既不同于大众出版,也不同于其他专业出版;教育出版既关乎出版,又关乎教育;而无论是出版还是教育,又都关乎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当然,这种追求有时候是很痛苦的。我们常常要在‘五斗米’和文化人的‘清高’之间做抉择。”
坚守人文精神也是黄旭“治社”的一种方式。他常说,编辑是一种心中有“星空”的职业,是一种需要用生命去关怀的职业。因此作为一社之长,他要求自己做到“三个到位”:首先是做人,其次是做事,最后才是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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