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块奠基石

                                  行  龙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2005年5月间，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了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系列丛书。该丛书内容庞大，种类繁多（共10卷193种实证调查研究），收编了人口、乡村社会、城市（劳工）生活、底边社会、婚姻家庭、社会组织、社会保障、宗教民俗、文教事业以及少数民族等社会调查内容，全面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因此，《丛编》的问世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学术赞誉和好评。

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学界流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社会，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社会。无论当今中国社会史学界在社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乃至方法等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无论怎样看待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对社会史而言毕竟有诸多契合之处。翻检《丛编》所收的近200种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我们感到许多都是当今中国社会史需要深入开展研究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丛编》就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块厚重的奠基石。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史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复兴以来，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与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及上层人物命运的研究路径相比，社会史以其“自下而上”的学术理念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借鉴。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兴起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为整体社会史不断地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动力，其学术潮流可谓方兴未艾，蔚为壮观。在逐步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帝王将相”、上层人物的研究窠臼过程中，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为中国史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构建了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但是，社会史倡导“自下而上”的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理念在为中国史学传统摆脱困境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社会史的资料问题。由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角色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的衣食住行、习惯信仰、风俗礼仪、人际交往、喜怒哀乐等日常表达很难像传统史学中大人物历史那样有较为系统的文献记载，也就是说如何解决社会史资料问题是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放眼时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时听到因资料缺乏而难以深入的感叹，另一方面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种种选题又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社会史研究的深化，需要深厚而扎实的资料作为基础，这也是一个“硬道理”。因此，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联盟不仅丰富升华了社会史的理论范式，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社会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比如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就使得社会史研究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寻找到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这种学术联盟对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推进就是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从这一层面而言，凝结了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夏明方和黄兴涛三位教授多年心血的《丛编》之系列丛书，对于深入开展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资料平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在历史研究领域，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必须有其不可或缺丰厚扎实的资料作为支撑和基础。尽管历史研究的资料可以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去搜集和整理，但文献资料恐怕还是最基本的资料。如果说，195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对于当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话，那么，《丛编》对中国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推动作用也将是无可替代的。笔者还相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丛编》对中国社会史及区域史的积极作用会更加凸现，影响会更加深远。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迁、动荡不安的时代，“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见《丛编》前言），城乡社会生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世态景象。而众多社会学者、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为了探究中国社会的改造路径，凭借先进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技术真实地记述了那一时代城乡社会生活的立体图景。所以，《丛编》“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见《丛编》前言）。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并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和学位论文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经李文海、夏明方和黄兴涛等人多年的艰辛努力和收编整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以系统全面的文本形式得以展现，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丛编》中收集的193种城乡社会调查，每卷都凸显着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方法、调查技术的娴熟掌握和运用。也就是说，《丛编》不仅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众多的第一手史料，同时社会调查研究本身所含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解析问题的策略对社会史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例如人口卷共收编了23种城乡社会人口问题调查，涵盖了北京、河北、山西、江苏、南京、上海、福建、广东、东北等省市所辖的城乡地区。而人口调查的详细内容又多以某一微观区域社会为中心，考察分析了人口数量、年龄、出生率、死亡率、性比例、婚姻家庭、人地关系、人口迁徙、职业等诸多实证性问题，详实地勾画出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人口状况的多维画面。至于开展中国城乡人口问题调查的学术依据，社会学家许仕廉在《中国北部人口的结构研究举例》一文中指出：“我们从人口研究起始，因为人口现象与社会生活有很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人口之增减、人口密度、生产率与死亡率的变迁、人口的移植、人口的地理分布、城市之增长、年龄与性别之分配、种族与籍贯、低能与残废人口之多寡、赤贫与救济、职业之分类、婚姻状况、离婚及私生子情状、文盲百分数等等，很可以表现社会变迁和社会作用状态。譬如工业化的社会，有很大人口密度和城市人口之增加。不进化的社会，常有高生产率、高死亡率和高的文盲百分数。矿业社会多男子，农村社会多女子。在幼年人百分数高的地方，社会变迁极速，社会不宁也很普遍；在男多女少的地方，多犯罪、多恶习、多社会流动；在男女数平均的地方，重保守、重道德、重安宁；在自杀盛行的种族团体，少杀人罪或强奸罪；在犯罪盛行的种族团体少自杀。这些例都是指明人口现象与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见《丛编》第389页）。因此，城乡人口问题调查不仅体现了社会学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怀，同时为构建民国社会生存图景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还有社会学家乔启明在《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中就男女结婚年龄相差悬殊问题的独到见解仍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男子成婚年龄并不算迟，可是女子却太早，此中原因，固然是一处的风俗使然，但风俗的构成，是不能离开事实的。其中主要的因子，实在是因为山西女子过少，男子成婚已成了难题，女子已变成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此种特殊社会情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上不无影响”（见《丛编》第63页）。如此等等。披览10卷193种调查资料，尽管时光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老一代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精辟论述仍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丛编》中各类社会调查报告中所载有关研究对象的调查指标、数据资料以及自然社会因素的一般性论述均有利于社会史研究立足现实，进行区域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从国家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视角去剖析某一区域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的深层次问题。

纵观《丛编》，笔者认为其中还隐匿着一个对社会史研究至关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路径。每一专题的调查研究都试图从一个或几个具体微观区域入手，有很强的实证性，这种对特定时空中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研究理念上有助于深化社会史研究。我们知道，社会史研究几乎涉及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实践中，研究者不仅能够在特定的空间里“体验”历史，还能发现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原始资料。不过，如何走向田野与社会？如何从历史和现实的融汇点上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又如何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田野社会中的特定历史情景相对接，进而把社会史课题研究提升到具有普适意义和现实关怀的水平？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丛编》系列丛书的每一卷专题、每一篇社会调查报告中为上述诸问题找到可资利用的模版。例如社会保障、社会组织问题，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相当突出，成为了社会问题的焦点。不过依笔者管见，此类问题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并不多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丛编》中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两卷的城乡调查必将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起点。而这样的课题研究对于目前中国城乡社会组织、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此外，乡村社会卷中《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一文结尾附录的“调查应用问题”尤其值得借鉴，实属开展乡村社会史研究不可多得“系谱”，而且笔者认为著者精心构建的社会调查“系谱”来自于对乡村生活真实图景的反思和关怀。我们甚至找不到一点点“西学化”的影子。这样一种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作用。社会史研究之所以能在史学界独领风骚，一方面在于其研究主题的转型，另一个就在于其多学科渗透的理论方法。尽管走向田野与社会，进入“历史现场”与被研究对象“亲密接触”，的确让社会史研究者欣喜万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者也常常为选题而犯难，因为既要选取一个底层社会事实作研究对象，又得依靠丰富史料的支撑。可以说，《丛编》的问世将使得社会史学者的这一两难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化解。

当然，20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散佚海外”（见《丛编》前言），我们也不能苛求第一批收编的10卷193种社会调查就能囊括民国社会的全程图景。比如当时由外国学者主持并用外文写成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现在仍不易见到的众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田野考察的人类学作品还需要不断地去发掘和整理。不过，我们相信在李文海先生的主持下，《丛编》第二批、第三批等将会相继问世，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将在这块宝贵的奠基石之上做出更多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笔者不禁浮想联翩。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家以其科学务实的态度、严谨治学的精神成就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辉煌时代。他们学习西方而不崇洋媚外，走向田野而不尚空谈，贴近中国实际而不疏离现实，学术的关怀成就了学术的成果。以起步阶段的社会史反观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可以学到的东西实在多多，前面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