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的社会调查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

民国时期有几种类型的社会调查，分别是由不同的群体和组织完成的，具有各自的目的和出发点。譬如日本满洲株式会社的调查涉及中国乡村的建制、人口、河流、道路、风俗习惯等方面，主要是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提供参考资料。我国接受了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影响的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层社会调查活动。晏阳初、陶孟和、陈翰笙、陈达、何廉、李景汉等社会学家是依托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而开展他们的社会调查活动的，李景汉认识到“愚”、“穷”、“弱”、“私”是中国人民生活上之基本缺点，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他说：“平民教育工作既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的对象，就必须到民间来实地工作，在实际生活里研究实验，在民间生活里找出生活的缺憾，寻求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的根据必须以实地社会调查的结果为材料。否则拟定的方案不能与社会的情形适合，就不能对于人民的生活上行为发生若何影响，易犯药不对症或削足适履之病，因此，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意，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别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设。”（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世纪集团2005年再版）

很明显，李景汉等社会学家是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全心投入到社会调查工作中的，目的在于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在传统社会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各个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都力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献计献策，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历曲折而不断向前的基础。民国时期，传统知识分子被排斥到政治的边缘，公共决策往往也变成只依靠官方机构就能定夺的事，政府设置了社会调查机构，但事实上它们往往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社会基本数据，这正是李景汉等民间性社会调查组织创办和开展工作的立意之所在。这类民间性社会调查机构往往能摆脱政务纠缠，更注重科学性、学理性，因而更具有可信度，也更具有史料价值。

从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选编》第一辑十二册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不仅有李景汉等的长篇巨制，也不乏短小精悍的短篇专题性调查报告；内容不仅局限于农村，而且大量涉及城市底层社会生活；不仅关注教育，而且关涉人口、婚姻、宗教信仰、社会保障乃至少数民族的各个方面；参加者不仅有资深的社会学家，而且也有大量的年富力强的研究生。这套丛书的问世，为学界全方位开展民国社会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库，也提示我们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在当下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一份自己的作用。

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选编》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了解到民国时期存在的诸多社会乱象及其知识分子对这些社会乱象的治理方略。我们或许可以寻此思考民国时期是否还有当时社会学家目光所不及之处？如土客矛盾与人口迁移等。或许可以寻此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建设是否还有一些成功经验，如民国民间社会组织建设、民风改造等方面。或许我们可以追问民国时期这些社会调查是否曾对当时的政府决策产生过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或许还可以追问民国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是否已在今天得到解决？或者今天已转化为新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既可以对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提供借鉴，也可以为我们下一步的续编提供一种路径。